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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这是真的。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都由王映霞偕同，即使这样，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但我不会喝酒，只能陪着他聊天，吃花生米，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慢慢地，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不来找我了。
达夫先生学贯中西，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他讲外国文学，从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渊博精辟，时有独到之见。我简直插不上嘴。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每缝见面，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尤其是他的《都门秋思》诗。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达夫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读书多，对“狂”和“狷”又有许多发挥，给人以闻之憬然的启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听鲁迅先生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他说：
“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也许在什么笔记里吧？”
“也许。你不觉得这故事和《泰绮思》有点相似吗？可是思想完全不同。真有趣。”
鲁迅先生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某地有位高僧，洁身苦行，德高望重，远近几百里的人都仰慕和敬佩他。临死时，因为他一生未近女色，抱憾没有见过女人**，辗转反侧，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的一样的啊！”说完就断了气。
我们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达夫先生去福建后，除了鲁迅丧仪上见过一面，谈了几句，音信就断绝了。虽然有时我也想起他，只是人天遥隔，存问为难。一九三九年读到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毁家诗纪》，凄婉绝伦，好夫妻成了冤偶，为之不愉者竟日。在我的印象中，达夫先生为人*，映霸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等到日军投降，郁达夫在南洋殉国，消息传来，疑信参半。我总以为有朝一日，他会突然回来，像过去一样高兴地拉着朋友同上酒店，惭愧我毫无长进，仍然只能陪着他吃花生米，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被称为“苦刑”的日子啊。倘能再度聚首，重睹风采，即使受的真是苦刑，那也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直这样期待着。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季节又届春天，翻读相传是郁达夫一九四五年*苏门答腊时所写的诗句：“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恍然觉得我的想念达夫先生，同样是在罗浮梦里，“忆家”的达夫终未归来，那么，这种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
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这是真的。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都由王映霞偕同，即使这样，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但我不会喝酒，只能陪着他聊天，吃花生米，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慢慢地，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不来找我了。
达夫先生学贯中西，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他讲外国文学，从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渊博精辟，时有独到之见。我简直插不上嘴。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每缝见面，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尤其是他的《都门秋思》诗。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达夫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读书多，对“狂”和“狷”又有许多发挥，给人以闻之憬然的启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听鲁迅先生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他说：
“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也许在什么笔记里吧？”
“也许。你不觉得这故事和《泰绮思》有点相似吗？可是思想完全不同。真有趣。”
鲁迅先生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某地有位高僧，洁身苦行，德高望重，远近几百里的人都仰慕和敬佩他。临死时，因为他一生未近女色，抱憾没有见过女人**，辗转反侧，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的一样的啊！”说完就断了气。
我们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达夫先生去福建后，除了鲁迅丧仪上见过一面，谈了几句，音信就断绝了。虽然有时我也想起他，只是人天遥隔，存问为难。一九三九年读到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毁家诗纪》，凄婉绝伦，好夫妻成了冤偶，为之不愉者竟日。在我的印象中，达夫先生为人*，映霸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等到日军投降，郁达夫在南洋殉国，消息传来，疑信参半。我总以为有朝一日，他会突然回来，像过去一样高兴地拉着朋友同上酒店，惭愧我毫无长进，仍然只能陪着他吃花生米，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被称为“苦刑”的日子啊。倘能再度聚首，重睹风采，即使受的真是苦刑，那也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直这样期待着。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季节又届春天，翻读相传是郁达夫一九四五年*苏门答腊时所写的诗句：“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恍然觉得我的想念达夫先生，同样是在罗浮梦里，“忆家”的达夫终未归来，那么，这种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