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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年秋天，我们到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享受我的蜜月旅行。
从小长在城市里的我第一次乘大客轮由西向东顺江而下。一踏上船甲板就抑制不住新鲜感的兴奋。一会挤到船头极目远眺，真切地看到了曾在课本上读到的水天相连。一会拉着他的手跑到船的左舷依着栏杆看对岸，远处连绵的山丘绿意盎然，散落在无垠的大地上的村庄掩在树丛中若隐若现，还有一望无边的芦苇滩，可人的芦苇在微风中摇曳，不禁联想到青纱帐里有过多少神秘的故事。看了左岸看右岸，仅一江之隔的风景真是别样，被江水环抱的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像似长在水中的巨笋，即峻峭又挺拔，两岸的风景有如游动的长长的画卷，和着客轮相同的速度与我们相同反的方向渐行渐远。
傍晚，我们漫步到船尾，共享江面上西沉的夕阳。晚霞漏过片片火烧云，撒在江面上，滚滚的江水尽染金光，眼前的长江酷似抖动的火红，金黄的丝缎，柔滑得格外地夸张，久久地停住了我们的眼光。俯首船尾翻卷的白色浪花，惊喜地看到从浪花中蹦出无穷巨大的“珍珠”看到千变万化的“奇花”都映在夕阳里，无一不折射着金色的阳光，像空中的烟花只有刹那的灿烂，随即摔落在浪花丛中，同时又诞生了千朵万朵新的浪花，彼此簇拥，彼此碰撞，它们翻腾着，跳跃着，歌唱着，追随着客轮奔向远方。
我相信所有的浪花是世界上不可复制的神奇的繁花。
我跟随客轮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陌生城市：九江，安庆，南京，一路上，听爱人讲述他早已熟悉的它们。
上海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都是故地重游。他工作后曾带乡下的母亲来上海玩过。而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串联的脚印留在了这里。还记得，我和同学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名牌大学，是憧憬两年后能够报考上它们中的某一所，还曾在冷风中，整天站立在大字报栏前一字一句抄写大字报，这是当时许许多多“红卫兵”干的革命工作。从北京的名牌大学到上海的名牌大学，我抄写大字报整整有三大本。很是遗憾的是，这些“文革”的真实资料在“文革”的某个时期全都被自己付之一烛，变成片片“灰蝶”早已成了捡不回的记忆。
但是，忘不了我们还去过“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亲眼目睹了当时的一些名演员被批判的情景，以及批判他们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当时自己的心情很复杂，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己，也是全国人民非常喜欢的名演员们在精神上，肉体上所受到的摧残。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在我心里不断地鼓胀，却只能把极大的同情心压抑在心底，不敢有半点的流露，因为那时只能有一种声音：狠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花季年龄的我那时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精神上的煎熬。
十年以后再次来到上海，有些该结束的都结束了，其余的一切正在走向正常。
到了上海是一定要去外滩的，爱人这么说。于是去外滩成了我们的首选。我们倘佯在黄浦江边上，往东看，滚滚的黄浦江上停泊着各种轮船，还有我只在图片上见过的挂满各种彩旗的大吨位的外国轮船，鸣着笛行驶在江面上。喝长江水长大的我不由得在脑海里不停地切换黄浦江与武汉港的画面，感慨着，武汉与之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
背... -->>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年秋天，我们到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享受我的蜜月旅行。
从小长在城市里的我第一次乘大客轮由西向东顺江而下。一踏上船甲板就抑制不住新鲜感的兴奋。一会挤到船头极目远眺，真切地看到了曾在课本上读到的水天相连。一会拉着他的手跑到船的左舷依着栏杆看对岸，远处连绵的山丘绿意盎然，散落在无垠的大地上的村庄掩在树丛中若隐若现，还有一望无边的芦苇滩，可人的芦苇在微风中摇曳，不禁联想到青纱帐里有过多少神秘的故事。看了左岸看右岸，仅一江之隔的风景真是别样，被江水环抱的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像似长在水中的巨笋，即峻峭又挺拔，两岸的风景有如游动的长长的画卷，和着客轮相同的速度与我们相同反的方向渐行渐远。
傍晚，我们漫步到船尾，共享江面上西沉的夕阳。晚霞漏过片片火烧云，撒在江面上，滚滚的江水尽染金光，眼前的长江酷似抖动的火红，金黄的丝缎，柔滑得格外地夸张，久久地停住了我们的眼光。俯首船尾翻卷的白色浪花，惊喜地看到从浪花中蹦出无穷巨大的“珍珠”看到千变万化的“奇花”都映在夕阳里，无一不折射着金色的阳光，像空中的烟花只有刹那的灿烂，随即摔落在浪花丛中，同时又诞生了千朵万朵新的浪花，彼此簇拥，彼此碰撞，它们翻腾着，跳跃着，歌唱着，追随着客轮奔向远方。
我相信所有的浪花是世界上不可复制的神奇的繁花。
我跟随客轮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陌生城市：九江，安庆，南京，一路上，听爱人讲述他早已熟悉的它们。
上海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都是故地重游。他工作后曾带乡下的母亲来上海玩过。而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串联的脚印留在了这里。还记得，我和同学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名牌大学，是憧憬两年后能够报考上它们中的某一所，还曾在冷风中，整天站立在大字报栏前一字一句抄写大字报，这是当时许许多多“红卫兵”干的革命工作。从北京的名牌大学到上海的名牌大学，我抄写大字报整整有三大本。很是遗憾的是，这些“文革”的真实资料在“文革”的某个时期全都被自己付之一烛，变成片片“灰蝶”早已成了捡不回的记忆。
但是，忘不了我们还去过“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亲眼目睹了当时的一些名演员被批判的情景，以及批判他们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当时自己的心情很复杂，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己，也是全国人民非常喜欢的名演员们在精神上，肉体上所受到的摧残。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在我心里不断地鼓胀，却只能把极大的同情心压抑在心底，不敢有半点的流露，因为那时只能有一种声音：狠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花季年龄的我那时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精神上的煎熬。
十年以后再次来到上海，有些该结束的都结束了，其余的一切正在走向正常。
到了上海是一定要去外滩的，爱人这么说。于是去外滩成了我们的首选。我们倘佯在黄浦江边上，往东看，滚滚的黄浦江上停泊着各种轮船，还有我只在图片上见过的挂满各种彩旗的大吨位的外国轮船，鸣着笛行驶在江面上。喝长江水长大的我不由得在脑海里不停地切换黄浦江与武汉港的画面，感慨着，武汉与之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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