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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许多种解释的方式，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并非是他擅长于做什么具体的工作，而是说他能够对上天通过自然和人体现出的宇宙秩序“道”有所体会。正是在这种基本背景之下，科举，他所要选拔的便不是专门的管理人才或技术人员，而是一种对于儒家的秩序观念有着深刻的认同的“君子。”基于这一概念“所有的文人进入之初就注定是失落了文化本位的一群，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徐复观先生的一段话恰当地描述了文人异化的实质：“科举在事势上只能着眼于文字，文字与一个人的行义名节无关，这便使士大夫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脱节，使知识分子对文化无真正底责任感；使主要以成就人之道德行为的文化精神，沉没浮荡而无所谓。文字的好坏，要揣摩朝廷的好恶，与社会清议无关，这便使士大夫一面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完全弃置乡里于不顾，完全与现实的社会脱节，更使其浮游无根科举考试都是‘投牒自进’，破坏士大夫的廉耻，使士大夫日趋于卑贱，日安于卑贱。把士与政治的关系，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之门，把读书的事情，简化为单纯的利禄的工具。”[1]
所有的考试不外是对儒家学说认同的竞技，马克斯韦伯对于中西考试的内容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国的考试，并不像我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某种专业资格。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2]
这样我们便很容易理解赵晓与他老师的那段对话：“‘为什么中国人只能生产产品，而洋人即能生产产品，又能生产制度？’我给出了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就是：中国的‘创新制度’有问题，母制度的框架先天不足，制约了微观制度创新。具体来讲，则是中国的创新制度框架只能充许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而缺乏自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供给’”这虽然只是一个可能性的结论，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古中国缺少大面积管理人才成长的土壤。
畸形而负荷沉沉的“选拔标准”逐渐失重，又如何存载和推动整个国家机器向健康的道路前行？明朝整个科考内容就十分出奇，禁止生员谈论时事政治。各级考试的考题全部出自儒家经典，对这些经典的诠释一律以宋代理学家的注解为准。更怪诞的是答题必须模仿古人语气，不得涉及时事，不得自由发挥。考试文体统一为强调排比对偶的八股文。这样的科考实际上已将文人完全摒弃于行政管理之外，儒家思想至此已从生机勃勃走向垂死疆硬。到了晚清时期，人们对于考试形式的看重和对于内容的忽视已经到了有点偏执的地步。甚至对于字体的讲究都要超过对于义理的体认。据山西乡绅刘大鹏在1896年9月12日的日记说：“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取者居多。殿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工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若见一生人，阴问此人书法如何，善写钦仰，不善写则轻视，风气使然也吁。”[3]
统治中国社会二千多年的官方文化——儒学日益沉沦，随着中外冲突的不断加剧和中国一次比一次惨重的失败，许多人逐渐将社会批评的矛头指向科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以科举阻碍学堂为名，要求逐年减少学额，直至到最后“舍学堂别无进身之路”到1906年科举正式被废除。行政管理机构向文人敞开的大门此时又牢牢的关上。按罗兹曼的说法：“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4]尤为严重的是，科举本身的危机和近代学堂的冲击，导致了作为儒家的基本支持群体的文人（绅士）群体逐渐分化瓦解，而且文人（绅士）身份的社会的吸引力的减弱。而科举的废除致使不再存在文人（绅士）群体产生的机制，这导致了实际和潜在的儒家群体的力量削弱，儒家越来越失去了他的民众基础。但是在西方文化的示范作用之下，后发国家都面临着丧失其特有的制度体系的危机，这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所必须要偿付的代价。
新中国后，大学一开始是作为科举制度的替代品的，随着大学生的增加，毕业等于失业，大学的这一功能基本丧失了。有意思的是：欧洲引进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后，进行改良，从而产生了更先进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其结果是中国反而得从欧美引入这种制度。这种选拔制度几废几立，倒是验证了自由主义者们常说的那句话：它不是最好的，却是最不坏的。另一方面，作为官方钦定的儒学虽早已寿终正寝，但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儒学也因此获得了新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学完成了独特的“私学上达”和“官学下移”的复归过程。它在形式上业已落马，但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深层结构中，仍居于一尊，不易撼动。“五四”之后，当代新儒学兴起，儒家的香火仍在传延，道统有续。“当代新儒家”至今已历三代，学不乏人，最近也有不少学者将国学日益列为“显学”最民族性也也是最世界性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不以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为其民族品格。中国主流文化虽然完成了二千多年来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延续并不断秉赋新质和创意。
眺望中国社会体制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从政治供给的角度来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帕累托改善”式人人受益，无人受损的情况已经结束，巨大变革自然而然地带来了赢家和输家的分化，经济增长不再能自动地带来公民福利的提高并进而转化为公民对政府合法性的支持，所以，国家已意识到，必须通过给予公民更多的权利、追求社会公平，才能够获得新的合法性来源；从政治需求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公民做为消费者、生产者、企业家或雇佣者的身份参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交易，而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干预或是间接管制的方式影响到市场的运行，因此公民会成为政策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他们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参与政治，中国特殊的转型时期，市场化逐渐渗透到政策的制度和运转过程中，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由于城市中的信息、人力资源等非常集中，因此，对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管理人才”的选择标准将进入市场运动的滚滚车轮之中。总的说来，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局面基本打开了。
[1]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台中，中央书局，1956，第144页。
[2]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第143页。
[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61页。
[4]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338页。
可以有许多种解释的方式，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并非是他擅长于做什么具体的工作，而是说他能够对上天通过自然和人体现出的宇宙秩序“道”有所体会。正是在这种基本背景之下，科举，他所要选拔的便不是专门的管理人才或技术人员，而是一种对于儒家的秩序观念有着深刻的认同的“君子。”基于这一概念“所有的文人进入之初就注定是失落了文化本位的一群，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徐复观先生的一段话恰当地描述了文人异化的实质：“科举在事势上只能着眼于文字，文字与一个人的行义名节无关，这便使士大夫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脱节，使知识分子对文化无真正底责任感；使主要以成就人之道德行为的文化精神，沉没浮荡而无所谓。文字的好坏，要揣摩朝廷的好恶，与社会清议无关，这便使士大夫一面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完全弃置乡里于不顾，完全与现实的社会脱节，更使其浮游无根科举考试都是‘投牒自进’，破坏士大夫的廉耻，使士大夫日趋于卑贱，日安于卑贱。把士与政治的关系，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之门，把读书的事情，简化为单纯的利禄的工具。”[1]
所有的考试不外是对儒家学说认同的竞技，马克斯韦伯对于中西考试的内容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国的考试，并不像我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某种专业资格。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2]
这样我们便很容易理解赵晓与他老师的那段对话：“‘为什么中国人只能生产产品，而洋人即能生产产品，又能生产制度？’我给出了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就是：中国的‘创新制度’有问题，母制度的框架先天不足，制约了微观制度创新。具体来讲，则是中国的创新制度框架只能充许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而缺乏自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供给’”这虽然只是一个可能性的结论，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古中国缺少大面积管理人才成长的土壤。
畸形而负荷沉沉的“选拔标准”逐渐失重，又如何存载和推动整个国家机器向健康的道路前行？明朝整个科考内容就十分出奇，禁止生员谈论时事政治。各级考试的考题全部出自儒家经典，对这些经典的诠释一律以宋代理学家的注解为准。更怪诞的是答题必须模仿古人语气，不得涉及时事，不得自由发挥。考试文体统一为强调排比对偶的八股文。这样的科考实际上已将文人完全摒弃于行政管理之外，儒家思想至此已从生机勃勃走向垂死疆硬。到了晚清时期，人们对于考试形式的看重和对于内容的忽视已经到了有点偏执的地步。甚至对于字体的讲究都要超过对于义理的体认。据山西乡绅刘大鹏在1896年9月12日的日记说：“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取者居多。殿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工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若见一生人，阴问此人书法如何，善写钦仰，不善写则轻视，风气使然也吁。”[3]
统治中国社会二千多年的官方文化——儒学日益沉沦，随着中外冲突的不断加剧和中国一次比一次惨重的失败，许多人逐渐将社会批评的矛头指向科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以科举阻碍学堂为名，要求逐年减少学额，直至到最后“舍学堂别无进身之路”到1906年科举正式被废除。行政管理机构向文人敞开的大门此时又牢牢的关上。按罗兹曼的说法：“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4]尤为严重的是，科举本身的危机和近代学堂的冲击，导致了作为儒家的基本支持群体的文人（绅士）群体逐渐分化瓦解，而且文人（绅士）身份的社会的吸引力的减弱。而科举的废除致使不再存在文人（绅士）群体产生的机制，这导致了实际和潜在的儒家群体的力量削弱，儒家越来越失去了他的民众基础。但是在西方文化的示范作用之下，后发国家都面临着丧失其特有的制度体系的危机，这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所必须要偿付的代价。
新中国后，大学一开始是作为科举制度的替代品的，随着大学生的增加，毕业等于失业，大学的这一功能基本丧失了。有意思的是：欧洲引进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后，进行改良，从而产生了更先进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其结果是中国反而得从欧美引入这种制度。这种选拔制度几废几立，倒是验证了自由主义者们常说的那句话：它不是最好的，却是最不坏的。另一方面，作为官方钦定的儒学虽早已寿终正寝，但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儒学也因此获得了新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学完成了独特的“私学上达”和“官学下移”的复归过程。它在形式上业已落马，但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深层结构中，仍居于一尊，不易撼动。“五四”之后，当代新儒学兴起，儒家的香火仍在传延，道统有续。“当代新儒家”至今已历三代，学不乏人，最近也有不少学者将国学日益列为“显学”最民族性也也是最世界性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不以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为其民族品格。中国主流文化虽然完成了二千多年来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延续并不断秉赋新质和创意。
眺望中国社会体制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从政治供给的角度来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帕累托改善”式人人受益，无人受损的情况已经结束，巨大变革自然而然地带来了赢家和输家的分化，经济增长不再能自动地带来公民福利的提高并进而转化为公民对政府合法性的支持，所以，国家已意识到，必须通过给予公民更多的权利、追求社会公平，才能够获得新的合法性来源；从政治需求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公民做为消费者、生产者、企业家或雇佣者的身份参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交易，而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干预或是间接管制的方式影响到市场的运行，因此公民会成为政策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他们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参与政治，中国特殊的转型时期，市场化逐渐渗透到政策的制度和运转过程中，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由于城市中的信息、人力资源等非常集中，因此，对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管理人才”的选择标准将进入市场运动的滚滚车轮之中。总的说来，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局面基本打开了。
[1]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台中，中央书局，1956，第144页。
[2]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第143页。
[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61页。
[4]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