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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说：“他哦，‘树头佛’，划个圈儿站圈底。”
我舅说：“他噢，佛道里的人！”
老乡们说：“老沈伯，是好人。”
我用老子道德经中一段文章来评价父亲：
与善若水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
父亲出生在钱塘江南岸龙虎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潮水奔涌的涛声。我的祖祖辈辈守着几亩薄沙地过日子，到爷爷那辈，家里有三间瓦房，门前有半亩池塘，在南阳一带也算是殷实富户。父亲哥仨，他最小，读过一年多私塾，能识一些字。在他十六岁那年，为了避抽壮丁，逃到绍兴，在华所学织纺技术，四年后，又到杭州学了两年织纺技术，由于纺织机的出现，手工纺织淘汰了，他只好改行，在一家养蚕公司打工，干了四年
我兄妹仨，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对他最了解，可是，他依然留给我好多的谜。
（一）职业
父亲二十六岁那年，经朋友推荐给一位将要到临海警察局赴任的应清泉局长，他看我父亲为人厚道、勤快，就带他到临海警察局。应局长要提携他，局里工作任其挑选，父亲竟然选择了勤工差事，整天扫地倒水，干些杂活。他为何选择当勤工而不当警察呢？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局里人看他为人厚道常常委托他去街上买东西。三年过去了，城里熟悉他的商贩都劝他改行经商，父亲毫不犹豫辞职了，在商贩朋友的帮助下，在城里租了一间小店开始了商贩生涯。他设计一种能移动的货柜，货柜里能装五六个小玻璃盒。白天，摆在店里经营，夜晚挑到人多的地方设摊，高悬一盏防风的玻璃灯招揽顾客。
一年之后，日军飞机袭击临海城，人们弃城而逃，四处逃难，歹徒们乘机洗劫店铺，父亲的小店也难逃劫难。日军占领了临海城，到处抓壮丁。伪保长挨户搜查，父亲运气不好，抽壮丁抽了第五签，被迫逃命，往哪里去呢？往北是沦陷区，往南举目无亲，唯一能去的地方是距离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乐清县城，那里有一位老上司——应局长，他调离时嘱咐：“你要是在临海城混不下去了，就到乐清找我。”
父亲三十一岁那年，他挑着货担子，长途跋涉，逃难到了乐清。应局长征求他的意见：当警察还是当小贩？父亲自由惯了，他仍然选择了后者。开始在东大街落脚，后在西大街租了一间店面，左邻右舍都是外地人：打小铁老金、卖丝线老庞，对门是一位石匠大师傅姓王，原籍温岭太平人，他身材魁梧，为人豪爽，手艺精湛，在城里很有威望。时间长了，他见父亲为人诚实，又是外地人，不时过来嘘寒问暖，拉拉家常。那年头，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小本生意，惨淡经营，白天守着小店，夜晚挑着货柜在十字街头摆摊，一盏微弱的玻璃灯陪伴着他直到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天深夜，一位醉汉踉踉跄跄，把小货摊撞翻了，灯灭了，玻璃盒子摔碎了，花生、香烟、糖果洒了一地。那醉汉心里明白闯了祸，趴在地上期待着应得的惩罚。路人都愤愤不平，要揍醉鬼一顿才解恨。可是，父亲和蔼地搀扶起醉汉，安慰他说：“对不起！不要紧。”
翌日，这事在县城传开了，直到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常常谈及此事，甚为感动。
一晃又是三年，石匠王师傅了解对门的年轻货郎的人品，要为他做媒，女方也是西大街的邻居，托人一问，女方父母嫌他太老实，又是异乡客，怕把女儿拐跑，回绝了。
几个异乡客经常聚在一起，他们也为沈小贩的婚姻操心，他们发现对门王石匠的二女儿很勤劳，模样也好。
有一天，铁匠金师傅打趣说：“王师傅，俗话说：做媒人赔囡！你家二姑娘许配给他吧。”
王师傅十分惋惜地说：“可惜女儿太小，才十五岁。”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师傅回家和妻子商议，王师母说：“年龄相差太大，女儿肯嫁吗？”
师傅说：“我们相差十多岁，日子过得不是很好吗？再说女儿现在还小，过两年不就大了。”
王师母说：“那你问问女儿，她是不是愿意？”
王师傅把此事一直挂在心上，委托邻居金根婶去征求女儿的意见。
金根婶受人之托，敷衍了事，反而劝说：“他穷、太老实、又是外地人。要嫁也得嫁给有田四、五十亩的富裕人家，不着急，到时候我给你保媒。”
我母亲迷惑地望着她，那年，她才十五岁。
“你父亲要我问你，这门亲事你愿意不愿意？我得给他回个话。”
金根婶提起婚姻大事，母亲感到非常茫然，仿佛这事是对别人说的，她害羞地搪塞：“晓勿得”说着，转身跑了。
俗话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王师傅以为女儿还小，怕难为情不好意思应允，外公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父亲感到惊讶和应局长商量，请他做主，应局长挑了个黄道吉日去相亲。那天，他身穿笔挺的西装，头戴学士帽，来到王师傅家，上了楼。
王师母急忙喊：“阿花，来客啦，快上茶！”
那时，王家开钱庄，来往的客人很多，我母亲根本没想到客人是来相亲的，端茶上楼，落落大方给客人上了茶，下楼去了。应局长见她健康、端庄，感到很满意。这门亲事就定下了，选了黄道吉日送去了订婚礼物：一个金戒子、一套印花大绸衣服。
订亲之后，父亲租下北大街太平巷口的一间旧店面做生意，生意特别好，赚钱置了一套新家具。
（二）年龄
父母结婚那年，母亲才十七岁，父亲多大岁数呢？母亲也不清楚。外公心里明白：女儿这门婚事是自己决定的，有些委屈女儿，女儿快结婚了，尽量满足女儿的要求来弥补他们年龄上的距离。他征求女儿意见：“要什么嫁妆？坐什么轿子？”
那年，时兴文明结婚。结婚那天，新娘坐的是绿呢大轿，热热闹闹，王石匠嫁女！小城轰动，应了当地一句俗话：做媒人赔囡！婚宴上，宾朋虽然不多，但是，县警察局长偕夫人参加婚礼，令人惊讶！谁也没想到：老实、厚道的外乡人，竟有这等福分，攀上了一位有威望、有实力的老丈人；娶上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还有一位大权在握的朋友！像一个谜团留在人们心中；像一道闪电，一刹那的辉煌过后，留下的是长久的黑影，笼罩了父亲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给他以及家人留下长久的隐患。
结婚后，两人年龄的差距，生活习惯的不同，语言交流也有些别扭，幸亏父亲大小事都依着她，宠着她，用宽容和信任维系着这个家庭。
渐渐地，母亲主宰这个家，爱这个家。
日军占领了县城，母亲有身孕怀着我哥，随着逃难的人们藏进山里。父亲来不及跑，躲进了屋后的夹墙里，一个又矮又胖鬼子，搜遍了楼上楼下，不见人影，发现后墙的小窗，窗子很高，窗下有一只水缸，鬼子好不容易爬上水缸，他踩在缸沿上，探头窗外寻找，老天保佑，水缸里没水，缸翻人倒，鬼子摔在地上，疼得咿咿呀呀直叫唤，抢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就跑了。躲在夹墙里的父亲，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命大，总算逃过劫难。
翌年，母亲生下我哥，他睁不开眼睛，父母吓坏了。
摸月子的周婆悄悄地问：“孕期中有没有缝过或者贴过什么东西？”
母亲猛然想起：“贴过纸，板壁上的白纸。”
“快！撕了它。”周婆赶紧去撕了那些纸，我哥才睁开
了眼睛。
解放的前一年，物价飞涨，房租月月增，父母商量筹钱买房子，父亲从萧山兄弟那里拿了一些钱，外公很支持，借给父母一些钱，把对门的旧店铺买了下来，修理后搬了家。
父母财气不佳，要是不买房，解放时，能分到一间房子，也许，父母财运如此。
解放了，分得了二亩塘田（海涂改造的田），一处粪坑。塘田离家有十来里远，父母不会农活，只得租给当地农民种，收成的时候，他们用湿稻谷交田租。那几年，年景不好，收田租很难，母亲每年都得去催五、六趟才拿到手。
有一年，父亲雇船去运稻谷，一场暴风雨骤降，差点儿船翻人亡，吓得父母决意要把塘田卖了。金铁匠的儿子是镇里的干部，父母去和他商量，他反对卖田，认为换田还可以，不违反政策。父母狠狠心，把多年积蓄下来的十八块银元和两钱重的金戒指搭上，才换回两亩近郊的河沽头田。不久，这事被村干部知道，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我们全家的购粮证给扣了。那年月，没粮食就得饿肚子，吓得父母没了主意，赶紧去求金干部帮忙，因为事前请示过他，他的官比村官大，求他出面才把粮证要了回来。
在我的记忆里，最初的记事是四岁。
那年，父亲第一次携全家去萧山老家参加我二堂兄的婚礼。我依稀记得是坐烧炭的汽车到杭州，再转乘江轮，在钱塘江上航行了小半天，到了一个渡口，叫左山湖里。船靠不了岸，接客的是老牛车，在泥泞的滩涂上缓慢地爬行。堂兄他们推着独轮车来到码头，早早在那里等候。上了岸，我和哥哥坐在独轮车上，堂兄推着车到了老家。
老远，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茅草屋，整齐地坐落在龙虎山前，走近了，看见一座青色的砖瓦房，门前，一座半亩大小的池塘在绿草丛中泛着清波。
堂兄热闹的婚礼，我已忘却，只记得父亲带我们在屋边的菜园里拔萝卜，萝卜皮红里白，削了皮，可以生吃，又脆又甜。一架大飞机在我们头顶飞过，我惊呆了，第一次看见到这么大的飞机，轰鸣声震耳欲聋。
不知是谁送我一把漂亮的小刀，刀把绿光闪烁，我爱不释手，回来坐轮船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钱塘江里，不知是自责还是惋惜，我不停地哭，父母打我、哄我，都无济于事。原来打算全家去杭州大剧院去看戏，可是，我又哭又闹，父亲只得抱着我在大街上转悠，母亲带着哥哥去看戏，一直到剧院散场。
我们兄妹三个称呼父亲为：“阿叔。”我一直纳闷不解。
妹妹跟我学的，我跟哥哥学的，哥哥是母亲教的，母亲为何呢？
在回老家参加堂兄的婚礼之后，母亲才知道父亲的真实年龄，是大伯告诉她的，夫妻俩竟然相差16岁！
在母亲八十岁的那年，她躲避台风和洪水到我家。
我问她：“我们为什么叫父亲为阿叔？”
她告诉我：“我和你父亲年龄相差太大，算命先生告诫如此，不然的话，会克父的。”原来还有一个如此重要的原因。我突然明白其中的原由：是母亲对父亲的期盼和爱！
在邻居孩子中，有的人称呼父亲为阿伯，更有甚者，称呼父亲为舅舅。
我五岁了。常常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去看舞龙，看踩高跷，看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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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说：“他哦，‘树头佛’，划个圈儿站圈底。”
我舅说：“他噢，佛道里的人！”
老乡们说：“老沈伯，是好人。”
我用老子道德经中一段文章来评价父亲：
与善若水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
父亲出生在钱塘江南岸龙虎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潮水奔涌的涛声。我的祖祖辈辈守着几亩薄沙地过日子，到爷爷那辈，家里有三间瓦房，门前有半亩池塘，在南阳一带也算是殷实富户。父亲哥仨，他最小，读过一年多私塾，能识一些字。在他十六岁那年，为了避抽壮丁，逃到绍兴，在华所学织纺技术，四年后，又到杭州学了两年织纺技术，由于纺织机的出现，手工纺织淘汰了，他只好改行，在一家养蚕公司打工，干了四年
我兄妹仨，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对他最了解，可是，他依然留给我好多的谜。
（一）职业
父亲二十六岁那年，经朋友推荐给一位将要到临海警察局赴任的应清泉局长，他看我父亲为人厚道、勤快，就带他到临海警察局。应局长要提携他，局里工作任其挑选，父亲竟然选择了勤工差事，整天扫地倒水，干些杂活。他为何选择当勤工而不当警察呢？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局里人看他为人厚道常常委托他去街上买东西。三年过去了，城里熟悉他的商贩都劝他改行经商，父亲毫不犹豫辞职了，在商贩朋友的帮助下，在城里租了一间小店开始了商贩生涯。他设计一种能移动的货柜，货柜里能装五六个小玻璃盒。白天，摆在店里经营，夜晚挑到人多的地方设摊，高悬一盏防风的玻璃灯招揽顾客。
一年之后，日军飞机袭击临海城，人们弃城而逃，四处逃难，歹徒们乘机洗劫店铺，父亲的小店也难逃劫难。日军占领了临海城，到处抓壮丁。伪保长挨户搜查，父亲运气不好，抽壮丁抽了第五签，被迫逃命，往哪里去呢？往北是沦陷区，往南举目无亲，唯一能去的地方是距离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乐清县城，那里有一位老上司——应局长，他调离时嘱咐：“你要是在临海城混不下去了，就到乐清找我。”
父亲三十一岁那年，他挑着货担子，长途跋涉，逃难到了乐清。应局长征求他的意见：当警察还是当小贩？父亲自由惯了，他仍然选择了后者。开始在东大街落脚，后在西大街租了一间店面，左邻右舍都是外地人：打小铁老金、卖丝线老庞，对门是一位石匠大师傅姓王，原籍温岭太平人，他身材魁梧，为人豪爽，手艺精湛，在城里很有威望。时间长了，他见父亲为人诚实，又是外地人，不时过来嘘寒问暖，拉拉家常。那年头，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小本生意，惨淡经营，白天守着小店，夜晚挑着货柜在十字街头摆摊，一盏微弱的玻璃灯陪伴着他直到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天深夜，一位醉汉踉踉跄跄，把小货摊撞翻了，灯灭了，玻璃盒子摔碎了，花生、香烟、糖果洒了一地。那醉汉心里明白闯了祸，趴在地上期待着应得的惩罚。路人都愤愤不平，要揍醉鬼一顿才解恨。可是，父亲和蔼地搀扶起醉汉，安慰他说：“对不起！不要紧。”
翌日，这事在县城传开了，直到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常常谈及此事，甚为感动。
一晃又是三年，石匠王师傅了解对门的年轻货郎的人品，要为他做媒，女方也是西大街的邻居，托人一问，女方父母嫌他太老实，又是异乡客，怕把女儿拐跑，回绝了。
几个异乡客经常聚在一起，他们也为沈小贩的婚姻操心，他们发现对门王石匠的二女儿很勤劳，模样也好。
有一天，铁匠金师傅打趣说：“王师傅，俗话说：做媒人赔囡！你家二姑娘许配给他吧。”
王师傅十分惋惜地说：“可惜女儿太小，才十五岁。”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师傅回家和妻子商议，王师母说：“年龄相差太大，女儿肯嫁吗？”
师傅说：“我们相差十多岁，日子过得不是很好吗？再说女儿现在还小，过两年不就大了。”
王师母说：“那你问问女儿，她是不是愿意？”
王师傅把此事一直挂在心上，委托邻居金根婶去征求女儿的意见。
金根婶受人之托，敷衍了事，反而劝说：“他穷、太老实、又是外地人。要嫁也得嫁给有田四、五十亩的富裕人家，不着急，到时候我给你保媒。”
我母亲迷惑地望着她，那年，她才十五岁。
“你父亲要我问你，这门亲事你愿意不愿意？我得给他回个话。”
金根婶提起婚姻大事，母亲感到非常茫然，仿佛这事是对别人说的，她害羞地搪塞：“晓勿得”说着，转身跑了。
俗话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王师傅以为女儿还小，怕难为情不好意思应允，外公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父亲感到惊讶和应局长商量，请他做主，应局长挑了个黄道吉日去相亲。那天，他身穿笔挺的西装，头戴学士帽，来到王师傅家，上了楼。
王师母急忙喊：“阿花，来客啦，快上茶！”
那时，王家开钱庄，来往的客人很多，我母亲根本没想到客人是来相亲的，端茶上楼，落落大方给客人上了茶，下楼去了。应局长见她健康、端庄，感到很满意。这门亲事就定下了，选了黄道吉日送去了订婚礼物：一个金戒子、一套印花大绸衣服。
订亲之后，父亲租下北大街太平巷口的一间旧店面做生意，生意特别好，赚钱置了一套新家具。
（二）年龄
父母结婚那年，母亲才十七岁，父亲多大岁数呢？母亲也不清楚。外公心里明白：女儿这门婚事是自己决定的，有些委屈女儿，女儿快结婚了，尽量满足女儿的要求来弥补他们年龄上的距离。他征求女儿意见：“要什么嫁妆？坐什么轿子？”
那年，时兴文明结婚。结婚那天，新娘坐的是绿呢大轿，热热闹闹，王石匠嫁女！小城轰动，应了当地一句俗话：做媒人赔囡！婚宴上，宾朋虽然不多，但是，县警察局长偕夫人参加婚礼，令人惊讶！谁也没想到：老实、厚道的外乡人，竟有这等福分，攀上了一位有威望、有实力的老丈人；娶上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还有一位大权在握的朋友！像一个谜团留在人们心中；像一道闪电，一刹那的辉煌过后，留下的是长久的黑影，笼罩了父亲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给他以及家人留下长久的隐患。
结婚后，两人年龄的差距，生活习惯的不同，语言交流也有些别扭，幸亏父亲大小事都依着她，宠着她，用宽容和信任维系着这个家庭。
渐渐地，母亲主宰这个家，爱这个家。
日军占领了县城，母亲有身孕怀着我哥，随着逃难的人们藏进山里。父亲来不及跑，躲进了屋后的夹墙里，一个又矮又胖鬼子，搜遍了楼上楼下，不见人影，发现后墙的小窗，窗子很高，窗下有一只水缸，鬼子好不容易爬上水缸，他踩在缸沿上，探头窗外寻找，老天保佑，水缸里没水，缸翻人倒，鬼子摔在地上，疼得咿咿呀呀直叫唤，抢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就跑了。躲在夹墙里的父亲，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命大，总算逃过劫难。
翌年，母亲生下我哥，他睁不开眼睛，父母吓坏了。
摸月子的周婆悄悄地问：“孕期中有没有缝过或者贴过什么东西？”
母亲猛然想起：“贴过纸，板壁上的白纸。”
“快！撕了它。”周婆赶紧去撕了那些纸，我哥才睁开
了眼睛。
解放的前一年，物价飞涨，房租月月增，父母商量筹钱买房子，父亲从萧山兄弟那里拿了一些钱，外公很支持，借给父母一些钱，把对门的旧店铺买了下来，修理后搬了家。
父母财气不佳，要是不买房，解放时，能分到一间房子，也许，父母财运如此。
解放了，分得了二亩塘田（海涂改造的田），一处粪坑。塘田离家有十来里远，父母不会农活，只得租给当地农民种，收成的时候，他们用湿稻谷交田租。那几年，年景不好，收田租很难，母亲每年都得去催五、六趟才拿到手。
有一年，父亲雇船去运稻谷，一场暴风雨骤降，差点儿船翻人亡，吓得父母决意要把塘田卖了。金铁匠的儿子是镇里的干部，父母去和他商量，他反对卖田，认为换田还可以，不违反政策。父母狠狠心，把多年积蓄下来的十八块银元和两钱重的金戒指搭上，才换回两亩近郊的河沽头田。不久，这事被村干部知道，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我们全家的购粮证给扣了。那年月，没粮食就得饿肚子，吓得父母没了主意，赶紧去求金干部帮忙，因为事前请示过他，他的官比村官大，求他出面才把粮证要了回来。
在我的记忆里，最初的记事是四岁。
那年，父亲第一次携全家去萧山老家参加我二堂兄的婚礼。我依稀记得是坐烧炭的汽车到杭州，再转乘江轮，在钱塘江上航行了小半天，到了一个渡口，叫左山湖里。船靠不了岸，接客的是老牛车，在泥泞的滩涂上缓慢地爬行。堂兄他们推着独轮车来到码头，早早在那里等候。上了岸，我和哥哥坐在独轮车上，堂兄推着车到了老家。
老远，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茅草屋，整齐地坐落在龙虎山前，走近了，看见一座青色的砖瓦房，门前，一座半亩大小的池塘在绿草丛中泛着清波。
堂兄热闹的婚礼，我已忘却，只记得父亲带我们在屋边的菜园里拔萝卜，萝卜皮红里白，削了皮，可以生吃，又脆又甜。一架大飞机在我们头顶飞过，我惊呆了，第一次看见到这么大的飞机，轰鸣声震耳欲聋。
不知是谁送我一把漂亮的小刀，刀把绿光闪烁，我爱不释手，回来坐轮船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钱塘江里，不知是自责还是惋惜，我不停地哭，父母打我、哄我，都无济于事。原来打算全家去杭州大剧院去看戏，可是，我又哭又闹，父亲只得抱着我在大街上转悠，母亲带着哥哥去看戏，一直到剧院散场。
我们兄妹三个称呼父亲为：“阿叔。”我一直纳闷不解。
妹妹跟我学的，我跟哥哥学的，哥哥是母亲教的，母亲为何呢？
在回老家参加堂兄的婚礼之后，母亲才知道父亲的真实年龄，是大伯告诉她的，夫妻俩竟然相差16岁！
在母亲八十岁的那年，她躲避台风和洪水到我家。
我问她：“我们为什么叫父亲为阿叔？”
她告诉我：“我和你父亲年龄相差太大，算命先生告诫如此，不然的话，会克父的。”原来还有一个如此重要的原因。我突然明白其中的原由：是母亲对父亲的期盼和爱！
在邻居孩子中，有的人称呼父亲为阿伯，更有甚者，称呼父亲为舅舅。
我五岁了。常常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去看舞龙，看踩高跷，看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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