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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显得异常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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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昨天说好的,今早我跟袁城一起去了趟看守所。这地方我来过太多回,已经是熟脸一张,到的时候所长不在,平常接待我的那个干部送出一张笑脸,要命的客气之下替我们安排好了会面。
这次会面,主要是袁城有话想问佟帅,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却有点心不在焉:顾升真去了国外吗?或许他只是躲起来了而已,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找他。现在他也找不到,王二宝也失了踪,林寒川那边我又不敢轻举妄动。一筹莫展。
佟帅状态良好,袁城提了些问题,我看见他俩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突然手机震动起来,我掏出一瞧,竟是李刚打来的,我心里一动,知道有情况了,赶紧出门去接。
电话里这小子的声音也很兴奋,他说:老贾,有两件事。
我说:一件件来。
他说:我调去刑侦大队了,不用再疏通下水道替人爬阳台还有扶老人过马路了!
我说:恭喜啊,不过这些事你哪样干过?
他说:嘿嘿。晚上我请客,你一定得来!
我说:就这事啊?
他说:对了对了,还有一件:你不是让我帮查王二宝吗?用不着查了,他这次算完了。
我听见这名字,心下一抖,说怎么就完了?上回不也进去了一次,然后不又放了吗?
他说:这次性质不一样,我们所配合市局破获了一起毒品交易案,他是被抓了个当场的,基本上是活不了了。
我简直惊愕到愉悦,说:真就要死了?那他上面没牵出根什么线来吗?
李刚说:好像没有,不过更机密的只有专案组知道,我们属于配合警力,善善后,维持维持现场秩序,纯粹打酱油的。
我心里便没来由的轻出一块,想莫非是狗咬狗,内讧了?这便是天助我了,便问:晚上在哪?
他说:海月阁。
我心想:怎么这么晦气,昨天刚去过,今天又是。嘴上应着:一定到。
袁城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突然从后面拍我背:问完了,走吧。
我吓了一跳,说怎么这么快?
袁城问:几号开庭?
我说:下个月八号。
他沉思片刻,说时间不多了,赶紧走吧。
我说:去哪?
他把风衣领子竖了起来,迎着秋风装模作样的吸了口气,说:城管局。
阳光照射大地的角度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树梢的梧桐叶枯黄后落下,纷纷扰扰,天空竟也有些黯淡。
42、城门开...
佟帅,老家七关镇永和乡团结村五组,1976年生人,现年二十八岁,育有两子,长子五岁,次子三岁。初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三年稻子,1993年佟帅进城务工,靠着自己一个在城里做官的远房亲戚的提携,去了石城纺织厂当工人,临走时他爸叮嘱他:踏实做人。于是他踏踏实实做了三年工人,后纺织厂改制,佟帅应声下岗。
下岗时佟帅二十岁。他拖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一只热水瓶,一只搪瓷脸盆中胡乱塞了几件衣物,然后用尼龙绳网给兜住,外加一床棉被)站在厂门口看着白板黑字的条状厂牌正被人摘下,胡乱扔在了一旁。
有那么一刹那,佟帅忽然觉得,自己也像那厂牌一样,被胡乱丢在了一旁。
何晶,连水县何滩人,1976年4月生人,中专没毕业就进了城,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做保姆,照顾他们刚出生的女儿。亲戚在市直机关上班,何晶叫他二哥,其实隔得很远,血缘浓度在好几个数量级以下。二哥二嫂都是读书人,念过大学,但文革时也都下乡插过队,因此并没有用城里人独有的眼光去看她,而是给予了她在这个城市中极为难得的一点自尊。那一年也是1993年。她在二哥二嫂家做了三年事,始终同吃同住。三年后的一个秋天,二哥悄悄地塞给她三百块钱,说家乡的小麦熟了,又一年农忙到了,你也该回去了。
站在与生活了三年的小区相对的马路另一头,何晶突然看见天边飞过一只奇怪的鸟,那鸟长着一片鲜红色的胸羽,以一种高傲而愤怒的姿势,在这城市的上空盘旋着。
然后她的视线离开了那只鸟,慢慢下移。经过了一辆飞驰而过的黄面的,她看见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青年,手里提着简陋而不体面的网兜,眼中有着与她相似的困惑。
1996年,农转非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时那样金光四射。城市向它的周边张开了怀抱。距离《外来妹》的热播已经过去快六年。路边房地产广告悄然而立。城镇户口意味着分配住房这一命题成为了一去不回的历史。
次年二月,二十一岁的佟帅和二十一岁的何晶在出租房里订下了彼此终生,与此同时,电视里时代的总设计师安详入眠。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哭泣。人们只是在见面是谈论着这件事情,仅仅是谈论。生活不再是一个舞台,不再需要他们时时刻刻表演于无形的监视之下,因此他们可以不用再为了谁的死去而表面哭泣,内心窃喜。于是他们的生活依旧。
年轻人在简陋的棚屋里做ài。
他们在彼此炽热的身体中到达愉悦的顶峰,他浑身是汗,握着她的肩膀,那力度像是要把她揉碎。他大声说:“我爱你!我今生今世只爱你!”
她突然感到害怕,那一点喜悦全部揉进了自卑带来的恐慌中,但她并不愿意承认那是自卑,反而挺起胸脯,她捂住他的嘴,制止他:“别这样,城里人才说爱来爱去的,做作,虚伪!”
然后... -->>
一切都显得异常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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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昨天说好的,今早我跟袁城一起去了趟看守所。这地方我来过太多回,已经是熟脸一张,到的时候所长不在,平常接待我的那个干部送出一张笑脸,要命的客气之下替我们安排好了会面。
这次会面,主要是袁城有话想问佟帅,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却有点心不在焉:顾升真去了国外吗?或许他只是躲起来了而已,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找他。现在他也找不到,王二宝也失了踪,林寒川那边我又不敢轻举妄动。一筹莫展。
佟帅状态良好,袁城提了些问题,我看见他俩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突然手机震动起来,我掏出一瞧,竟是李刚打来的,我心里一动,知道有情况了,赶紧出门去接。
电话里这小子的声音也很兴奋,他说:老贾,有两件事。
我说:一件件来。
他说:我调去刑侦大队了,不用再疏通下水道替人爬阳台还有扶老人过马路了!
我说:恭喜啊,不过这些事你哪样干过?
他说:嘿嘿。晚上我请客,你一定得来!
我说:就这事啊?
他说:对了对了,还有一件:你不是让我帮查王二宝吗?用不着查了,他这次算完了。
我听见这名字,心下一抖,说怎么就完了?上回不也进去了一次,然后不又放了吗?
他说:这次性质不一样,我们所配合市局破获了一起毒品交易案,他是被抓了个当场的,基本上是活不了了。
我简直惊愕到愉悦,说:真就要死了?那他上面没牵出根什么线来吗?
李刚说:好像没有,不过更机密的只有专案组知道,我们属于配合警力,善善后,维持维持现场秩序,纯粹打酱油的。
我心里便没来由的轻出一块,想莫非是狗咬狗,内讧了?这便是天助我了,便问:晚上在哪?
他说:海月阁。
我心想:怎么这么晦气,昨天刚去过,今天又是。嘴上应着:一定到。
袁城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突然从后面拍我背:问完了,走吧。
我吓了一跳,说怎么这么快?
袁城问:几号开庭?
我说:下个月八号。
他沉思片刻,说时间不多了,赶紧走吧。
我说:去哪?
他把风衣领子竖了起来,迎着秋风装模作样的吸了口气,说:城管局。
阳光照射大地的角度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树梢的梧桐叶枯黄后落下,纷纷扰扰,天空竟也有些黯淡。
42、城门开...
佟帅,老家七关镇永和乡团结村五组,1976年生人,现年二十八岁,育有两子,长子五岁,次子三岁。初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三年稻子,1993年佟帅进城务工,靠着自己一个在城里做官的远房亲戚的提携,去了石城纺织厂当工人,临走时他爸叮嘱他:踏实做人。于是他踏踏实实做了三年工人,后纺织厂改制,佟帅应声下岗。
下岗时佟帅二十岁。他拖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一只热水瓶,一只搪瓷脸盆中胡乱塞了几件衣物,然后用尼龙绳网给兜住,外加一床棉被)站在厂门口看着白板黑字的条状厂牌正被人摘下,胡乱扔在了一旁。
有那么一刹那,佟帅忽然觉得,自己也像那厂牌一样,被胡乱丢在了一旁。
何晶,连水县何滩人,1976年4月生人,中专没毕业就进了城,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做保姆,照顾他们刚出生的女儿。亲戚在市直机关上班,何晶叫他二哥,其实隔得很远,血缘浓度在好几个数量级以下。二哥二嫂都是读书人,念过大学,但文革时也都下乡插过队,因此并没有用城里人独有的眼光去看她,而是给予了她在这个城市中极为难得的一点自尊。那一年也是1993年。她在二哥二嫂家做了三年事,始终同吃同住。三年后的一个秋天,二哥悄悄地塞给她三百块钱,说家乡的小麦熟了,又一年农忙到了,你也该回去了。
站在与生活了三年的小区相对的马路另一头,何晶突然看见天边飞过一只奇怪的鸟,那鸟长着一片鲜红色的胸羽,以一种高傲而愤怒的姿势,在这城市的上空盘旋着。
然后她的视线离开了那只鸟,慢慢下移。经过了一辆飞驰而过的黄面的,她看见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青年,手里提着简陋而不体面的网兜,眼中有着与她相似的困惑。
1996年,农转非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时那样金光四射。城市向它的周边张开了怀抱。距离《外来妹》的热播已经过去快六年。路边房地产广告悄然而立。城镇户口意味着分配住房这一命题成为了一去不回的历史。
次年二月,二十一岁的佟帅和二十一岁的何晶在出租房里订下了彼此终生,与此同时,电视里时代的总设计师安详入眠。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哭泣。人们只是在见面是谈论着这件事情,仅仅是谈论。生活不再是一个舞台,不再需要他们时时刻刻表演于无形的监视之下,因此他们可以不用再为了谁的死去而表面哭泣,内心窃喜。于是他们的生活依旧。
年轻人在简陋的棚屋里做ài。
他们在彼此炽热的身体中到达愉悦的顶峰,他浑身是汗,握着她的肩膀,那力度像是要把她揉碎。他大声说:“我爱你!我今生今世只爱你!”
她突然感到害怕,那一点喜悦全部揉进了自卑带来的恐慌中,但她并不愿意承认那是自卑,反而挺起胸脯,她捂住他的嘴,制止他:“别这样,城里人才说爱来爱去的,做作,虚伪!”
然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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