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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也就是前言部分。
跟大家讲述一下梵语文学史到底是在讲述着什么。
这些每一门新课程必经的阶段。
当然，也有老师不照本宣科。
特立独行的老师，就喜欢扔开课本，或者说不愿意讲课本。
前世苏亦就没少碰到这样的老师，上课也不讲教材，一来说，“课本上东西，你们自己去看就行了，不需要我再去赘述。”
然后，就开始扯一大堆不相关的内容。说着说着就喜欢跑题，比如明明讲述近现代史的老师，却偏偏喜欢去抨击中国教育现状去抨击中国房地产。
当然，听这些老教授的牢骚，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
甚至，也不是说不讲教材的教授就不是优秀的教授。
然而，金克木先生跟苏亦前世遇到的老教授还不太一样。他虽然不翻讲义也不带讲义，但他的讲课内容并没有跑题。
依旧围绕着梵语文学史来讲述。
上一课讲述梵语文学的概况，这一节课，重要讲述着梵语文学是怎么来的。
“1946年，我回国的时候，就准备写两本书，一是印度哲学史，一是印度文学史。因为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始终局限于佛学。而佛学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也曾盛极一时，并在亚洲广为流布，但在印度国内并不属于主流文化，且已在12世纪消亡。印度古代的主流文化是婆罗门教或称印度教文化。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两本并没有能写出来。”
这种情况跟胡适的中国禅宗史有点像。
说到这里，老先生又给大家科普一下印度的灭佛过程。
“大家都知道当年教的军队入侵印度后，对佛教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毁坏和掠夺。佛教徒大量被杀或者被迫改变信仰。佛教赖以存在的人员和物质基础被破坏。这是导致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的一个较直接的原因。”
“然而，佛教徒那么多人，为什么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他们？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佛教徒都不抵抗，而印度教徒不一样，他们并不顺从，这样一来，印度教自然而然就成了主流。当然，佛教在印度灭亡，跟他们的教义有关，有内因跟有外因。不过，我讲授的不是印度宗教史，暂时不跟你们分析这些了。”
“这节课，主要跟大家讲一讲印度学。”
“何为印度学？19世纪西方学者开创的印度学是对印度语言、历史、宗教、文学和社会习俗的全面研究。由对印度梵语的研究，确认印欧语系，开创了比较语言学。由对印度宗教、神话和寓言故事的研究，开创了比较灭亡宗教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文学。”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中国的学者正在干什么呢？19世纪中国学者忙于应对西学的挑战，无暇顾及印度学。长期以来，由于印度学知识在中国不普及，一般人士都沿袭古代高僧的说法，视印度为佛国，以为印度自古迄今是个佛教国家。”
说着，金克木就开始讲述着国内学者对于印度学的相关研究。
恰巧，就是之前苏亦跟张绣予俩人聊天的时候，谈论到的陈寅恪跟汤用彤，这两位先生直接推动了中国梵学的研究。
说到这两位先生，那么国内对梵语研究的集大成者季羡林先生肯定不会错过。
季羡林先生早年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他回国后，在北大创建东方语文系，这些事情大家都不陌生。
甚至金克木还直接推荐了季羡林先生的两本书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以及印度简史，这两本书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
实际上现在大部分学者的学术著作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毕竟十年时间，是一个很明确的学术断档期。
苏亦听到金克木在课堂上推荐季羡林先生的著作，都有些感慨。
这两位支撑起来整个北大东语系的半壁江山，至于梵语巴利语专业，完全就是这两位老先生在坐镇。这两位的学识肯定毋容置疑，交情肯定也非同一般。
而且这两位研究的领域，似乎行程一种奇异的互补。
不过这俩位治学方式却大相径庭，金克木跟饶宗颐差不多，属于自学成才。而季羡林则跟周一良有点像，都是学院派，并且都是海龟派。
当然，之所以拿季羡林先生跟周一良先生做比较，原因很简单，这两位先生私交更好。他们除了相近的学术背景，这中间还有陈寅恪先生做纽带，除此之外，这两位十年的牛棚经历，也让他们接下极为深刻的友谊。
至于周一良跟金克木两位先生之间，交情如何，苏亦了解得不多。
或者说，这两位先生之间应该只算是泛泛之交，毕竟前世之中，这两位的文章或者作品集中嫌少有学术来往。让后辈很难在字面资料上去研究他俩的交情。
而季羡林跟金克木两位先生的私交，那就没少好说的了。
按理来说，东语系这两位在学术上应该互相不对眼才对。毕竟同行是冤家，而且还是研究如此相近领域的学者。
甚至，前世苏亦还看过一些营销号在写这两位先生的时候还用东语系王不见王来形容两位老先生。
当时，苏亦就哭笑不得。
这两位，虽然治学方式不一样，但，两位都在北大东语系待了那么多年，五十年多年的同事，还曾经创建东语系，创建梵语巴利语专业，说这两位老先生王不见王。
苏亦怎么可能相信。
还别说，这俩位都是鼎鼎有名的北大未名四老，都住朗润园，天天到未名湖畔散步，怎么可能王不见王？
这不，在课堂上，金克木先生都理所当然地推荐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这种强烈安利对方著作的做法，充分地表露金克木对季羡林先生学术水平的认同。
然而，要说这两位先生的之间有没有那么一点猫腻。
应该也是有的。
毕竟这两位的性格，太明显了。
相传，1960年，北大开设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交叉授课，风格却迥然不同:季羡林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计划讲课，绝不拖堂;金克木则是一支粉笔，口若悬河，例行拖堂。
还没来之前，苏亦还不相信这个传闻，现在在老先生的课堂上。
这种感觉就太明显了。
确实整节课下来，除了前面拿的文献当教具展示之外，老先生就没翻开过自己的讲义，或者说，他压根就没带讲义。
全程都是手中的粉笔在写写画画。
甚至，说到某些文献的时候，老先生还直接写出来原文，这个记忆，就连苏亦都佩服。
重生以后，他这个前世修行资质一般的渣渣，到了现在，唯一可以拿出手来的就是记忆还不错了。
以前背的名词解释，现在基本上翻翻几次就可以熟记，对于苏亦来说，在这方面的天赋已经类似于作弊了。然而，对于老先生来说完全就是与生俱来。
这就有点阔怕了。
一堂课下来，就让东语系的学生充分感受到老先生的渊博了。
而且，幸运的是，苏亦过来蹭课的时候，这边也才上第一堂课。来晚了，估计很难再听到老先生评论这些前辈同仁的故事了。
学术史部分，估计每一年都会讲，但，老先生跟周达夫之间的关系，估计过了今年，往后还会不会再讲就是未知数了。
正因为如此，等第二节课下课钟声响起来的时候，苏亦竟然有些恋恋不舍。
他太喜欢这位老先生的课程了。
并非是对梵语文学史有这一股天然的热爱，苏亦并不热爱梵语文学，或者说，他的追求不是研究梵语文学或者印度文学，甚至连印度哲学印度历史都不在他的研究范围。
他更加感兴趣的是，金克木先生本身。
bsp;也就是前言部分。
跟大家讲述一下梵语文学史到底是在讲述着什么。
这些每一门新课程必经的阶段。
当然，也有老师不照本宣科。
特立独行的老师，就喜欢扔开课本，或者说不愿意讲课本。
前世苏亦就没少碰到这样的老师，上课也不讲教材，一来说，“课本上东西，你们自己去看就行了，不需要我再去赘述。”
然后，就开始扯一大堆不相关的内容。说着说着就喜欢跑题，比如明明讲述近现代史的老师，却偏偏喜欢去抨击中国教育现状去抨击中国房地产。
当然，听这些老教授的牢骚，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
甚至，也不是说不讲教材的教授就不是优秀的教授。
然而，金克木先生跟苏亦前世遇到的老教授还不太一样。他虽然不翻讲义也不带讲义，但他的讲课内容并没有跑题。
依旧围绕着梵语文学史来讲述。
上一课讲述梵语文学的概况，这一节课，重要讲述着梵语文学是怎么来的。
“1946年，我回国的时候，就准备写两本书，一是印度哲学史，一是印度文学史。因为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始终局限于佛学。而佛学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也曾盛极一时，并在亚洲广为流布，但在印度国内并不属于主流文化，且已在12世纪消亡。印度古代的主流文化是婆罗门教或称印度教文化。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两本并没有能写出来。”
这种情况跟胡适的中国禅宗史有点像。
说到这里，老先生又给大家科普一下印度的灭佛过程。
“大家都知道当年教的军队入侵印度后，对佛教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毁坏和掠夺。佛教徒大量被杀或者被迫改变信仰。佛教赖以存在的人员和物质基础被破坏。这是导致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的一个较直接的原因。”
“然而，佛教徒那么多人，为什么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他们？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佛教徒都不抵抗，而印度教徒不一样，他们并不顺从，这样一来，印度教自然而然就成了主流。当然，佛教在印度灭亡，跟他们的教义有关，有内因跟有外因。不过，我讲授的不是印度宗教史，暂时不跟你们分析这些了。”
“这节课，主要跟大家讲一讲印度学。”
“何为印度学？19世纪西方学者开创的印度学是对印度语言、历史、宗教、文学和社会习俗的全面研究。由对印度梵语的研究，确认印欧语系，开创了比较语言学。由对印度宗教、神话和寓言故事的研究，开创了比较灭亡宗教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文学。”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中国的学者正在干什么呢？19世纪中国学者忙于应对西学的挑战，无暇顾及印度学。长期以来，由于印度学知识在中国不普及，一般人士都沿袭古代高僧的说法，视印度为佛国，以为印度自古迄今是个佛教国家。”
说着，金克木就开始讲述着国内学者对于印度学的相关研究。
恰巧，就是之前苏亦跟张绣予俩人聊天的时候，谈论到的陈寅恪跟汤用彤，这两位先生直接推动了中国梵学的研究。
说到这两位先生，那么国内对梵语研究的集大成者季羡林先生肯定不会错过。
季羡林先生早年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他回国后，在北大创建东方语文系，这些事情大家都不陌生。
甚至金克木还直接推荐了季羡林先生的两本书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以及印度简史，这两本书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
实际上现在大部分学者的学术著作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毕竟十年时间，是一个很明确的学术断档期。
苏亦听到金克木在课堂上推荐季羡林先生的著作，都有些感慨。
这两位支撑起来整个北大东语系的半壁江山，至于梵语巴利语专业，完全就是这两位老先生在坐镇。这两位的学识肯定毋容置疑，交情肯定也非同一般。
而且这两位研究的领域，似乎行程一种奇异的互补。
不过这俩位治学方式却大相径庭，金克木跟饶宗颐差不多，属于自学成才。而季羡林则跟周一良有点像，都是学院派，并且都是海龟派。
当然，之所以拿季羡林先生跟周一良先生做比较，原因很简单，这两位先生私交更好。他们除了相近的学术背景，这中间还有陈寅恪先生做纽带，除此之外，这两位十年的牛棚经历，也让他们接下极为深刻的友谊。
至于周一良跟金克木两位先生之间，交情如何，苏亦了解得不多。
或者说，这两位先生之间应该只算是泛泛之交，毕竟前世之中，这两位的文章或者作品集中嫌少有学术来往。让后辈很难在字面资料上去研究他俩的交情。
而季羡林跟金克木两位先生的私交，那就没少好说的了。
按理来说，东语系这两位在学术上应该互相不对眼才对。毕竟同行是冤家，而且还是研究如此相近领域的学者。
甚至，前世苏亦还看过一些营销号在写这两位先生的时候还用东语系王不见王来形容两位老先生。
当时，苏亦就哭笑不得。
这两位，虽然治学方式不一样，但，两位都在北大东语系待了那么多年，五十年多年的同事，还曾经创建东语系，创建梵语巴利语专业，说这两位老先生王不见王。
苏亦怎么可能相信。
还别说，这俩位都是鼎鼎有名的北大未名四老，都住朗润园，天天到未名湖畔散步，怎么可能王不见王？
这不，在课堂上，金克木先生都理所当然地推荐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这种强烈安利对方著作的做法，充分地表露金克木对季羡林先生学术水平的认同。
然而，要说这两位先生的之间有没有那么一点猫腻。
应该也是有的。
毕竟这两位的性格，太明显了。
相传，1960年，北大开设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交叉授课，风格却迥然不同:季羡林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计划讲课，绝不拖堂;金克木则是一支粉笔，口若悬河，例行拖堂。
还没来之前，苏亦还不相信这个传闻，现在在老先生的课堂上。
这种感觉就太明显了。
确实整节课下来，除了前面拿的文献当教具展示之外，老先生就没翻开过自己的讲义，或者说，他压根就没带讲义。
全程都是手中的粉笔在写写画画。
甚至，说到某些文献的时候，老先生还直接写出来原文，这个记忆，就连苏亦都佩服。
重生以后，他这个前世修行资质一般的渣渣，到了现在，唯一可以拿出手来的就是记忆还不错了。
以前背的名词解释，现在基本上翻翻几次就可以熟记，对于苏亦来说，在这方面的天赋已经类似于作弊了。然而，对于老先生来说完全就是与生俱来。
这就有点阔怕了。
一堂课下来，就让东语系的学生充分感受到老先生的渊博了。
而且，幸运的是，苏亦过来蹭课的时候，这边也才上第一堂课。来晚了，估计很难再听到老先生评论这些前辈同仁的故事了。
学术史部分，估计每一年都会讲，但，老先生跟周达夫之间的关系，估计过了今年，往后还会不会再讲就是未知数了。
正因为如此，等第二节课下课钟声响起来的时候，苏亦竟然有些恋恋不舍。
他太喜欢这位老先生的课程了。
并非是对梵语文学史有这一股天然的热爱，苏亦并不热爱梵语文学，或者说，他的追求不是研究梵语文学或者印度文学，甚至连印度哲学印度历史都不在他的研究范围。
他更加感兴趣的是，金克木先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