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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内动荡不安，国民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种之劣等。
这种情况下，你还老怀疑，就动摇国之根本了。
甚至，到了后面，还有人以讹传讹，说顾颉刚认为大禹是条虫。
天地良心，顾颉刚就是打个比方，结果就被断章取义，大肆宣传。
这种情况下，疑古学派的学术观点就跟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了。
毕竟，19世纪末至20世纪处，中山先生根据清末民初学者研究的结果，提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五千年从哪里算的？
就是从黄帝纪年开始算。
还把黄帝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恰巧就是梁启超先生率先提出来的。
然而，当时，有不少的学者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历史是从西周开始。
好家伙，这样一来，就把中国西周以前的历史给抹去了。
这可能吗？
自然是不可能。
这部分历史，在殷墟的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就不攻自破。
毕竟甲骨文的存在，已经明确证明商代的存在，表明中国历史还可以提早。
不过殷墟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夏文化的存在。
而顾颉刚虽然假设大禹可能是条虫，但这位老爷子也没有否认夏的存在。
然而，邹衡先生为啥偏偏去纠结这些啊？
他的课堂上为啥要讲述这些。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上的就是商周考古。
而商周考古就是在研究这些课题。
毕竟，57年北大考古专业还把商周考古放在中国历史考古课程上讲述。
既然提到殷墟，提到甲骨文。
邹先生自然而然，也不会只提顾颉刚，他还提到郭沫若郭老。
“我当年转入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向达先生就向我推荐郭沫若先生的诸多著作，这些著作对我有这极大的影响，我甚至花了一年时间，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学术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关甲骨文和金文有关的知识。当然，以我的甲骨文工地，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全部读懂这些学术著作，但是我仍然从中发现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难题没解决，致使他终身遗憾。”
说到这里，邹先生问台下众人，“大家有人读过郭老的书吗？比如他的这些甲骨文作品。”
又是一次集体不约而同的摇头。
邹先生也不意外，“你们往后可以读一读的，比如苏亦，他年纪轻轻，就掌握了不少甲骨文，通读郭沫若以及王国维两位先生的诸多甲骨文著作，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底。”
说着，他有望向苏亦，“那么苏亦，你知道郭沫若先生还有那些难题没有解决吗？”
苏亦摇头再摇头。
他当然知道。
因为他曾经翻过郭老的书，说通读甲骨文那是扯，但读过却是真。
不仅如此，他还读过邹先生的诸多著作以及传记。
邹先生的这些疑惑，他就算不读郭沫若先生的书，仅仅是在邹先生后世的相关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过这是作弊得来的。
不是他自己的总结。
苏亦当着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说。
再说，邹先生也只是习惯性提问，也不是想让他说。
不然早就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那么为何有这么一问呢？
自然是讲课技巧。
就是一个同学们一个印象。
你们的小师兄那么厉害了，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老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要更加注意了。
此刻的苏亦，完全就是被苏亦拿当工具人了。
既然是工具人就有人作为一个工具人的觉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爽了。
老师咋办？
老师也要爽啊。
你不能让对方卡在喉咙，憋在心里难受吧。
于是，苏亦很聪明的摇头。
台下的学生，显然是不知道，刚才那对视的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了。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
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考古学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在大学阶段，我并不是专攻考古学的，只不过听了两三门考古课，可说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难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有二：
一是田野考古，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
我首次参加田野发掘是在郑州二里岗，这是一处大规模的商代遗址。1949年以前，尽管考古工作者经常路过郑州，却无人留意此处遗址。我能在此前后工作两年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处为基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炉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出门上工地都是背着工具等步行。不过，回想起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义的，并不觉得是如何艰苦，因为当时我满怀着一颗要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
; 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内动荡不安，国民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种之劣等。
这种情况下，你还老怀疑，就动摇国之根本了。
甚至，到了后面，还有人以讹传讹，说顾颉刚认为大禹是条虫。
天地良心，顾颉刚就是打个比方，结果就被断章取义，大肆宣传。
这种情况下，疑古学派的学术观点就跟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了。
毕竟，19世纪末至20世纪处，中山先生根据清末民初学者研究的结果，提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五千年从哪里算的？
就是从黄帝纪年开始算。
还把黄帝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恰巧就是梁启超先生率先提出来的。
然而，当时，有不少的学者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历史是从西周开始。
好家伙，这样一来，就把中国西周以前的历史给抹去了。
这可能吗？
自然是不可能。
这部分历史，在殷墟的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就不攻自破。
毕竟甲骨文的存在，已经明确证明商代的存在，表明中国历史还可以提早。
不过殷墟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夏文化的存在。
而顾颉刚虽然假设大禹可能是条虫，但这位老爷子也没有否认夏的存在。
然而，邹衡先生为啥偏偏去纠结这些啊？
他的课堂上为啥要讲述这些。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上的就是商周考古。
而商周考古就是在研究这些课题。
毕竟，57年北大考古专业还把商周考古放在中国历史考古课程上讲述。
既然提到殷墟，提到甲骨文。
邹先生自然而然，也不会只提顾颉刚，他还提到郭沫若郭老。
“我当年转入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向达先生就向我推荐郭沫若先生的诸多著作，这些著作对我有这极大的影响，我甚至花了一年时间，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学术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关甲骨文和金文有关的知识。当然，以我的甲骨文工地，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全部读懂这些学术著作，但是我仍然从中发现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难题没解决，致使他终身遗憾。”
说到这里，邹先生问台下众人，“大家有人读过郭老的书吗？比如他的这些甲骨文作品。”
又是一次集体不约而同的摇头。
邹先生也不意外，“你们往后可以读一读的，比如苏亦，他年纪轻轻，就掌握了不少甲骨文，通读郭沫若以及王国维两位先生的诸多甲骨文著作，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底。”
说着，他有望向苏亦，“那么苏亦，你知道郭沫若先生还有那些难题没有解决吗？”
苏亦摇头再摇头。
他当然知道。
因为他曾经翻过郭老的书，说通读甲骨文那是扯，但读过却是真。
不仅如此，他还读过邹先生的诸多著作以及传记。
邹先生的这些疑惑，他就算不读郭沫若先生的书，仅仅是在邹先生后世的相关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过这是作弊得来的。
不是他自己的总结。
苏亦当着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说。
再说，邹先生也只是习惯性提问，也不是想让他说。
不然早就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那么为何有这么一问呢？
自然是讲课技巧。
就是一个同学们一个印象。
你们的小师兄那么厉害了，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老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要更加注意了。
此刻的苏亦，完全就是被苏亦拿当工具人了。
既然是工具人就有人作为一个工具人的觉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爽了。
老师咋办？
老师也要爽啊。
你不能让对方卡在喉咙，憋在心里难受吧。
于是，苏亦很聪明的摇头。
台下的学生，显然是不知道，刚才那对视的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了。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
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考古学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在大学阶段，我并不是专攻考古学的，只不过听了两三门考古课，可说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难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有二：
一是田野考古，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
我首次参加田野发掘是在郑州二里岗，这是一处大规模的商代遗址。1949年以前，尽管考古工作者经常路过郑州，却无人留意此处遗址。我能在此前后工作两年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处为基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炉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出门上工地都是背着工具等步行。不过，回想起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义的，并不觉得是如何艰苦，因为当时我满怀着一颗要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