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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省部级贪官被处决了。段义和，前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和索取财物共计人民币169万余元。段义和被扣押的财产中，有价值人民币133万余元的财物，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自2000年以来段与被害人柳海平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后柳海平不断向段义和索要钱财等，段义和对其厌烦而又难以摆脱。为摆脱柳海平，自2007年2月以来，段义和与其侄女婿陈志多次密谋，最终确定以爆炸方法将柳海平杀死。陈志找人索要了2公斤硝铵炸药和5枚雷管，又找到一汽修厂业主陈常兵帮助实施犯罪。在段义和的催促下，2007年7月9日17时许，陈志将爆炸装置塞入柳海平轿车的驾驶座位下，后与陈常兵驾车跟踪下班的柳海平，并赶到柳海平开车回家必经之地---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等候。17时30分左右，当柳海平驾车行至此处时，陈志用遥控器引爆炸药，将柳海平当场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
案情并不复杂，读后让人掩卷长思，一个出生贫寒家庭的高级干部，对党和人民的培养之恩理应感激不尽，是怎样蜕变的？那些行贿者是个人还是集体？倘若是集体，财务又是怎样管理的？我们的监督部门有多少权力真空？掩卷长思，我想起老家早年的两个故事。
故事一：5分钱的差错。
村里（那是叫大队）有一名信贷员，负责公社信用社在本村的存贷款业务，是一个老先生，工作特认真。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识他的认真的。老人家初次使用计算器，不小心锁定了键盘，出于对我的信任，要我帮他修理计算器。在他简陋的办公室（其实是卧室）里，我看见一张同样简陋的三屉桌，老人家在左边的抽屉里划分若干个小格，依次整齐的摆放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面额的货币，井然有序。中间是存贷款的票证，依次是10年期、8年期活期。右边是私人的钱物。老人家从来公私分明。那时上级信用社经常搞突然袭击，进行账款对口检查，必须分毫不差。一天夜里，公社信用社的领导步行几里路敲开老人家的门，突击进行票款对口的检查，分分角角的对了半夜，发现短款5分钱，老人急了，对天发誓，可那该死的5分钱就是不露面，老人家打开右边的抽屉，将自己私人的帐款交给领导清点，私人的账款竟然分毫不差。老人的为人领导是信任的，可是钱是实实在在的少了5分，领导决定，老人自己掏5分钱补上，不再追究。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人仍然从事信贷员工作，信用社招正式职工，他的年龄和资历都是合格的，可是老人因为5分钱的差错还是被挡在门外，干了一辈子信贷员最终还是农民身份。去年我再次见到年逾八旬的老人，他唏嘘的告诉我：“都是那该死的抽屉，底板和档板间一个缝隙刚好夹住一枚5分的硬币，还是前年要搬出来烧掉时那枚硬币才现形。不过我不后悔，我没有挪用那5分钱，要弄钱容易的很，我一个人既是会计又是出纳，但我知道是搞不得的。”多么朴实的语言啊！
故事二：16元钱一条命。
那时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都设有会计和出纳。三组的出纳姓郭，老实忠厚，妻子多病，一次哮喘病发着，人就要喘断气了，眼见举债无门的他想到动用自己掌握的公款，拿出20元钱将妻子送到区卫生院进行急救，妻子的命保住了，花去16元钱，这可不是个小数字，那时全家一天的工值可能就5毛钱，这窟窿一时半伙是补不上了，屋漏偏遇连阴雨，大队组织财务清理，当天晚上，他选择了悬梁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多病的妻子和4、5个未成年的孩子。要知道，当时可没有财政专用发票，一个纸烟盒写个便条就可以入账，况且会计还是自己的亲戚。
两位朴实的农民，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了代价，在段义和辈们看来，简直是太不值了。他们能够在日臻完善的监控机制中寻找一个又一个缝隙，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堂而皇之的据为己有，且脸不变色心不跳，暴露出的是贪得无厌的本性，也暴露出权力监督机制的缺陷。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温总理最近的一首诗，我摘录一段：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是啊，对星空的敬畏，使我们每个人应有的品质，试想，一个连星空都没有敬畏感的人，他会敬畏道德与法律吗？
又一个省部级贪官被处决了。段义和，前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和索取财物共计人民币169万余元。段义和被扣押的财产中，有价值人民币133万余元的财物，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自2000年以来段与被害人柳海平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后柳海平不断向段义和索要钱财等，段义和对其厌烦而又难以摆脱。为摆脱柳海平，自2007年2月以来，段义和与其侄女婿陈志多次密谋，最终确定以爆炸方法将柳海平杀死。陈志找人索要了2公斤硝铵炸药和5枚雷管，又找到一汽修厂业主陈常兵帮助实施犯罪。在段义和的催促下，2007年7月9日17时许，陈志将爆炸装置塞入柳海平轿车的驾驶座位下，后与陈常兵驾车跟踪下班的柳海平，并赶到柳海平开车回家必经之地---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等候。17时30分左右，当柳海平驾车行至此处时，陈志用遥控器引爆炸药，将柳海平当场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
案情并不复杂，读后让人掩卷长思，一个出生贫寒家庭的高级干部，对党和人民的培养之恩理应感激不尽，是怎样蜕变的？那些行贿者是个人还是集体？倘若是集体，财务又是怎样管理的？我们的监督部门有多少权力真空？掩卷长思，我想起老家早年的两个故事。
故事一：5分钱的差错。
村里（那是叫大队）有一名信贷员，负责公社信用社在本村的存贷款业务，是一个老先生，工作特认真。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识他的认真的。老人家初次使用计算器，不小心锁定了键盘，出于对我的信任，要我帮他修理计算器。在他简陋的办公室（其实是卧室）里，我看见一张同样简陋的三屉桌，老人家在左边的抽屉里划分若干个小格，依次整齐的摆放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面额的货币，井然有序。中间是存贷款的票证，依次是10年期、8年期活期。右边是私人的钱物。老人家从来公私分明。那时上级信用社经常搞突然袭击，进行账款对口检查，必须分毫不差。一天夜里，公社信用社的领导步行几里路敲开老人家的门，突击进行票款对口的检查，分分角角的对了半夜，发现短款5分钱，老人急了，对天发誓，可那该死的5分钱就是不露面，老人家打开右边的抽屉，将自己私人的帐款交给领导清点，私人的账款竟然分毫不差。老人的为人领导是信任的，可是钱是实实在在的少了5分，领导决定，老人自己掏5分钱补上，不再追究。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人仍然从事信贷员工作，信用社招正式职工，他的年龄和资历都是合格的，可是老人因为5分钱的差错还是被挡在门外，干了一辈子信贷员最终还是农民身份。去年我再次见到年逾八旬的老人，他唏嘘的告诉我：“都是那该死的抽屉，底板和档板间一个缝隙刚好夹住一枚5分的硬币，还是前年要搬出来烧掉时那枚硬币才现形。不过我不后悔，我没有挪用那5分钱，要弄钱容易的很，我一个人既是会计又是出纳，但我知道是搞不得的。”多么朴实的语言啊！
故事二：16元钱一条命。
那时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都设有会计和出纳。三组的出纳姓郭，老实忠厚，妻子多病，一次哮喘病发着，人就要喘断气了，眼见举债无门的他想到动用自己掌握的公款，拿出20元钱将妻子送到区卫生院进行急救，妻子的命保住了，花去16元钱，这可不是个小数字，那时全家一天的工值可能就5毛钱，这窟窿一时半伙是补不上了，屋漏偏遇连阴雨，大队组织财务清理，当天晚上，他选择了悬梁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多病的妻子和4、5个未成年的孩子。要知道，当时可没有财政专用发票，一个纸烟盒写个便条就可以入账，况且会计还是自己的亲戚。
两位朴实的农民，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了代价，在段义和辈们看来，简直是太不值了。他们能够在日臻完善的监控机制中寻找一个又一个缝隙，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堂而皇之的据为己有，且脸不变色心不跳，暴露出的是贪得无厌的本性，也暴露出权力监督机制的缺陷。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温总理最近的一首诗，我摘录一段：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是啊，对星空的敬畏，使我们每个人应有的品质，试想，一个连星空都没有敬畏感的人，他会敬畏道德与法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