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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穿着白大褂忙碌的身影,伤员实在太多了,临时搭建的后方医院已经没有多余的空地。许多轻伤的女战士经过简单的培训就上岗帮重伤战士清理伤口、止血、包扎。虽然距离硝烟纷飞的战场很近,但是根据1950年10月21日生效的日内瓦公约规定即使战争时也不可攻击医院,这里除了病痛折磨、生离死别,并没有炮弹和飞机轰炸的威胁。
我抬头看看四方,仔细寻找红旗她们几个,爆炸的时候她们就紧紧跟在我后面,应该伤的更重一些吧。我挣扎着想从床上下来,可是却浑身使不上劲,包扎的绷带上面已经满是血迹。一旁的小护士赶忙阻止我,让我好好躺着,还说我们几个同来的女战士当时被爆炸的炮弹碎片打到,由于卧倒比较及时,身上并没有关键性伤害,但是皮外伤很严重,需要静养。我很担心温祺源有没有安全逃出,忙追问:“那其他同志呢?温排长有没有受伤啊?”老四张美丽和我隔了3个病床,她昨天就苏醒过来,已经将事情打听得一清二楚。
她让我不要担心,大家都平安无事,大姐红旗脸上伤的比较严重,二姐小曼后背被弹片刮得比较厉害,老五靓靓腿上有一块大伤疤,她和老六哈尼没有大碍。我顿时舒了一口气,又打听温祺源的下落。美丽说:“温同志没有被炮弹打到,只是屯兵洞塌下来他被埋进去了。”“什么?埋进去了?”我追问到。老四赶紧补充道:“后来被支援的战士挖出来了,没什么大碍,就是有轻微的脑震荡。轻伤的不下火线,继续战斗。我们文工队只剩下六朵金花了,大家的伤口需要时间好好愈合。领导研究决定等我们全部苏醒过来,下午就送回国内治疗。”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安定下来,下午我们就坐上回国的“闷罐车”,由于条件有限,这种车没有座椅,也没有窗户。同行的伤员们都横躺竖卧在车厢里,车厢里舖的是杂草、烂席子、破被子、七零八乱的破军装。这些物资很多都是从联合军身上拔下来的,上面沾满了血迹。我和靓靓、小曼她们几个一路上都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那些病重的战士们。他们的军装破乱不堪,包扎伤口的绷带已不是白色的了,本来是鲜红的血,已经变成黑褐色,凝固了,变硬了,紧紧的贴在他们的头上、腿上、臂上、甚至全身。没有足够的医护资源更换,里面细菌很多,伤口已经化脓了,但是他们都没有哭。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徽章都还在,能够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幸福,还有什么资格去抱怨呢。
到达北京的时候,正逢学校组织学生去火车站站台上,迎接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伤兵。个个手拿三角形的小彩旗,整齐的列队站在站台上等候列车进站。当列车进站打开车门的时候,同学们就高呼口号:“向志愿军学习!向志愿军致敬!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向最可爱的人致敬!…”,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类的歌。
我们又坐专车转到了舜吉军分区医院,李队长带着文工队其他战友已经等候多时了。他看到我们虽然挂了彩,但是没有缺胳膊少腿回来了,非常满意,不停地说:“好好好,你们都是好样的。上头嘉奖你们的文件已经传达下来,你们都立了二等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好养伤。”下午的时候军报有女记者过来采访,想把我们六朵金花的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出去。大家都婉拒了,有的战友经过外科手术,永远失去了健全的体格,只能被迫转业;有些患上战争创伤后遗症,很难融入正常的世界;更有许许多多人被完全遗忘在朝鲜战场,客死他乡。我们拥有的实在太多,比起他们太卑微,有什么资格以胜利者的姿态享受别人的赞美呢?
当我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穿着白大褂忙碌的身影,伤员实在太多了,临时搭建的后方医院已经没有多余的空地。许多轻伤的女战士经过简单的培训就上岗帮重伤战士清理伤口、止血、包扎。虽然距离硝烟纷飞的战场很近,但是根据1950年10月21日生效的日内瓦公约规定即使战争时也不可攻击医院,这里除了病痛折磨、生离死别,并没有炮弹和飞机轰炸的威胁。
我抬头看看四方,仔细寻找红旗她们几个,爆炸的时候她们就紧紧跟在我后面,应该伤的更重一些吧。我挣扎着想从床上下来,可是却浑身使不上劲,包扎的绷带上面已经满是血迹。一旁的小护士赶忙阻止我,让我好好躺着,还说我们几个同来的女战士当时被爆炸的炮弹碎片打到,由于卧倒比较及时,身上并没有关键性伤害,但是皮外伤很严重,需要静养。我很担心温祺源有没有安全逃出,忙追问:“那其他同志呢?温排长有没有受伤啊?”老四张美丽和我隔了3个病床,她昨天就苏醒过来,已经将事情打听得一清二楚。
她让我不要担心,大家都平安无事,大姐红旗脸上伤的比较严重,二姐小曼后背被弹片刮得比较厉害,老五靓靓腿上有一块大伤疤,她和老六哈尼没有大碍。我顿时舒了一口气,又打听温祺源的下落。美丽说:“温同志没有被炮弹打到,只是屯兵洞塌下来他被埋进去了。”“什么?埋进去了?”我追问到。老四赶紧补充道:“后来被支援的战士挖出来了,没什么大碍,就是有轻微的脑震荡。轻伤的不下火线,继续战斗。我们文工队只剩下六朵金花了,大家的伤口需要时间好好愈合。领导研究决定等我们全部苏醒过来,下午就送回国内治疗。”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安定下来,下午我们就坐上回国的“闷罐车”,由于条件有限,这种车没有座椅,也没有窗户。同行的伤员们都横躺竖卧在车厢里,车厢里舖的是杂草、烂席子、破被子、七零八乱的破军装。这些物资很多都是从联合军身上拔下来的,上面沾满了血迹。我和靓靓、小曼她们几个一路上都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那些病重的战士们。他们的军装破乱不堪,包扎伤口的绷带已不是白色的了,本来是鲜红的血,已经变成黑褐色,凝固了,变硬了,紧紧的贴在他们的头上、腿上、臂上、甚至全身。没有足够的医护资源更换,里面细菌很多,伤口已经化脓了,但是他们都没有哭。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徽章都还在,能够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幸福,还有什么资格去抱怨呢。
到达北京的时候,正逢学校组织学生去火车站站台上,迎接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伤兵。个个手拿三角形的小彩旗,整齐的列队站在站台上等候列车进站。当列车进站打开车门的时候,同学们就高呼口号:“向志愿军学习!向志愿军致敬!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向最可爱的人致敬!…”,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类的歌。
我们又坐专车转到了舜吉军分区医院,李队长带着文工队其他战友已经等候多时了。他看到我们虽然挂了彩,但是没有缺胳膊少腿回来了,非常满意,不停地说:“好好好,你们都是好样的。上头嘉奖你们的文件已经传达下来,你们都立了二等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好养伤。”下午的时候军报有女记者过来采访,想把我们六朵金花的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出去。大家都婉拒了,有的战友经过外科手术,永远失去了健全的体格,只能被迫转业;有些患上战争创伤后遗症,很难融入正常的世界;更有许许多多人被完全遗忘在朝鲜战场,客死他乡。我们拥有的实在太多,比起他们太卑微,有什么资格以胜利者的姿态享受别人的赞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