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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孙朴第一次讲这么重的话，与他之前温和、宽厚、不计较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着相当的颠覆，廖时杰也是第一次现，孙朴认真起来，居然是这么威严的人，不由心中一跳，脸上露出诧异。Δ
孙朴却是眯着眼，冷冷地注视廖时杰：“如果按照常理，我们这么做的确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我也不讳言，我是知道现在许多‘上官’是什么德性的，后三十年来的改制早就改变了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受到严重挑战也是必然，甚至可以说，由于财富和权势的积累、代际延续，大量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老百姓口中的‘赵族’阶层，既然阶级属性都改变了，原本的革命党意识形态产生动摇也是正常，加上诸多的经济、政治利益捆绑，私有制下产生的囚徒效应，‘上官’们越来越向前朝腐化的国党看齐也是必然，并不是许多人天性如此，而是客观大环境的必然。”
廖时杰惊讶地张大了嘴，他没有想到，孙朴居然这么大胆，将这种大家都只在内心深处琢磨，却不敢述之于口的东西搬到台面上来讲。
是的，名牌学府出身，要害部门工作的廖时杰，当然也学过本朝的本质之学，对于资本论，他也是通读过的，也正因为学得深刻，才会知晓这个年头的世道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普通老百姓只会关注眼前，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过日子的东西，哪怕房价年年涨，物价不断环比上升，cpi指数愈临界，贫富差距加拉大，但只要活得下去，大抵上只会嘴上抱怨，最多社会上戾气深重些，却不会去深究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不会去思考这种变化所积累的矛盾和怨气最终会演变成何等可怕的后果，更不会去思考如何改变这一情况。
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三十年时期，老百姓是“在其位”的，也因此必须“谋其政”，真当当年大会堂中满堂工农代表是不动脑子的泥雕木塑？只是因为大民主对科学技术、人口素质、社会制度、所有制、生产力达程度等诸多方面要求极高，连北方的红色邻居都没那个条件实现这一要求，华夏从根基上就无法满足相应条件，最终才会在国内外各方势力的反扑绞杀下失败罢了。
可以说，前三十年探索之败，正是败给了客观规律，败给了生产力展水平来不及满足先进生产关系，无法为先进制度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败给了落后的经济基础无法给予民众充分的素质提升，使得少部分理想主义者的孤军奋斗如同无源之水，一旦作为领军旗帜的开国主席逝世，剩下的人稳不住局面，取而代之的后三十年到来也就顺理成章。
后三十年的开启，说是资本主义补课也好，路线改变也好，但一个事实是存在着的，那就是随着大会堂中的民意代表慢慢被官员、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群体取代，老百姓的代表已经从“位子”上退了下来，无论是想说话，还是想做事，都没有了机会，既然想了、说了也没有用处，老百姓还费那个脑子做什么？
再加上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各种压力扑面而来，老百姓就更没有精力去思考有深度的东西，也没有那个条件去达成共识，这必然给了有钱、有权之人“代表”他们的机会，以至后来老百姓连集会的权利都被取消，进一步瓦解了群众的组织性，表现在外，就是群众一盘散沙。
这种散沙状态使得权力和资源进一步向少数人手中归拢，并且缺乏制衡和监督，在已经消亡的红色毛熊，这少数人就是后来的寡头们，在华夏，就是所谓的“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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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孙朴第一次讲这么重的话，与他之前温和、宽厚、不计较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着相当的颠覆，廖时杰也是第一次现，孙朴认真起来，居然是这么威严的人，不由心中一跳，脸上露出诧异。Δ
孙朴却是眯着眼，冷冷地注视廖时杰：“如果按照常理，我们这么做的确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我也不讳言，我是知道现在许多‘上官’是什么德性的，后三十年来的改制早就改变了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受到严重挑战也是必然，甚至可以说，由于财富和权势的积累、代际延续，大量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老百姓口中的‘赵族’阶层，既然阶级属性都改变了，原本的革命党意识形态产生动摇也是正常，加上诸多的经济、政治利益捆绑，私有制下产生的囚徒效应，‘上官’们越来越向前朝腐化的国党看齐也是必然，并不是许多人天性如此，而是客观大环境的必然。”
廖时杰惊讶地张大了嘴，他没有想到，孙朴居然这么大胆，将这种大家都只在内心深处琢磨，却不敢述之于口的东西搬到台面上来讲。
是的，名牌学府出身，要害部门工作的廖时杰，当然也学过本朝的本质之学，对于资本论，他也是通读过的，也正因为学得深刻，才会知晓这个年头的世道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普通老百姓只会关注眼前，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过日子的东西，哪怕房价年年涨，物价不断环比上升，cpi指数愈临界，贫富差距加拉大，但只要活得下去，大抵上只会嘴上抱怨，最多社会上戾气深重些，却不会去深究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不会去思考这种变化所积累的矛盾和怨气最终会演变成何等可怕的后果，更不会去思考如何改变这一情况。
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三十年时期，老百姓是“在其位”的，也因此必须“谋其政”，真当当年大会堂中满堂工农代表是不动脑子的泥雕木塑？只是因为大民主对科学技术、人口素质、社会制度、所有制、生产力达程度等诸多方面要求极高，连北方的红色邻居都没那个条件实现这一要求，华夏从根基上就无法满足相应条件，最终才会在国内外各方势力的反扑绞杀下失败罢了。
可以说，前三十年探索之败，正是败给了客观规律，败给了生产力展水平来不及满足先进生产关系，无法为先进制度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败给了落后的经济基础无法给予民众充分的素质提升，使得少部分理想主义者的孤军奋斗如同无源之水，一旦作为领军旗帜的开国主席逝世，剩下的人稳不住局面，取而代之的后三十年到来也就顺理成章。
后三十年的开启，说是资本主义补课也好，路线改变也好，但一个事实是存在着的，那就是随着大会堂中的民意代表慢慢被官员、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群体取代，老百姓的代表已经从“位子”上退了下来，无论是想说话，还是想做事，都没有了机会，既然想了、说了也没有用处，老百姓还费那个脑子做什么？
再加上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各种压力扑面而来，老百姓就更没有精力去思考有深度的东西，也没有那个条件去达成共识，这必然给了有钱、有权之人“代表”他们的机会，以至后来老百姓连集会的权利都被取消，进一步瓦解了群众的组织性，表现在外，就是群众一盘散沙。
这种散沙状态使得权力和资源进一步向少数人手中归拢，并且缺乏制衡和监督，在已经消亡的红色毛熊，这少数人就是后来的寡头们，在华夏，就是所谓的“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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