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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胤禵创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他顺利登上宝座铺平道路。
康熙晚年很注意打击皇子结党营私的行为，活动猖獗的皇八子胤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打压的。但康熙忽视了另一个觊觎皇位的人——皇四子胤禛。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网罗了年羹尧等地方大员，同时皇帝身边的近臣隆科多也是他的死党。而这一切，康熙并不知道。康熙生命的最后几天就是在隆科多的“保护”下度过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几天的情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并得到玄烨某些内侍协助下，隆科多在进给康熙的药品或食物中投放了毒药。药性发作后，康熙虽未立即死亡，但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隆科多于是一方面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又矫诏将皇子们急召到畅春园，然后才告知玄烨“病危”，随之他们也就参加对玄烨的照料和抢救，实际上是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所以玄烨“病危”一事，皇亲国戚及满汉文武大臣当天并不知情。这样做是为麻痹胤禩、胤禵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废太子胤礽的亲信，防止他们因此而有所警觉，进行反击准备。
关于传位遗诏问题，是在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向在场皇子们下达。这使大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对胤禩、胤禵更不啻晴天霹雳，从而使皇子们愤恨异常却又无可奈何。既然隆科多是胤禛的人，那么他口中的所谓的“遗旨”也就是最有利于胤禛的了。其时，不但是诸位皇子、大臣对康熙的“遗诏”有怀疑，连西洋人对玄烨之死也抱着怀疑态度，意大利人马国贤对康熙去世的记载就是：“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除此之外，胤禛即位后的一些举动也让人怀疑他的帝位得之有愧。在位期间，雍正没有居住康熙生前所居畅春园，另拨巨款营建了圆明园；没有去过一次康熙年年必往的避暑山庄，连自己的陵墓也离开了京东马兰峪，在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另建西陵。
雍正阴谋夺位，虽不光彩，但作为皇帝，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澄清吏治，削除朋党，惩治贪风，使康熙朝后期一度废弛的朝政得以整顿，从而建立起一个独具革新特色、雷厉风行的帝王政府。由于雍正的励精图治，中国在他的继承人乾隆统治下，出现了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繁荣景象。
他在政治上的才能，其实不能不说是康熙教导有方的结果。
30年代初，清史研究的第一位开拓者孟森认为，康熙当时的病势并不重，突然死亡，“不能无疑”，“参汤一碗之说，至少不能无同等之嫌疑也”，而隆科多身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掌握警比中的武装力量，和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以封疆大吏支持厩旗，都是这一事件的“机括所在”。
王钟翰在解放前写成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和孟森的看法一致，他并且引用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的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看来还需要对现有史料进行全面综合与比较，通盘考察，加强分析，去伪存真，才能揭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给胤禵创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他顺利登上宝座铺平道路。
康熙晚年很注意打击皇子结党营私的行为，活动猖獗的皇八子胤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打压的。但康熙忽视了另一个觊觎皇位的人——皇四子胤禛。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网罗了年羹尧等地方大员，同时皇帝身边的近臣隆科多也是他的死党。而这一切，康熙并不知道。康熙生命的最后几天就是在隆科多的“保护”下度过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几天的情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并得到玄烨某些内侍协助下，隆科多在进给康熙的药品或食物中投放了毒药。药性发作后，康熙虽未立即死亡，但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隆科多于是一方面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又矫诏将皇子们急召到畅春园，然后才告知玄烨“病危”，随之他们也就参加对玄烨的照料和抢救，实际上是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所以玄烨“病危”一事，皇亲国戚及满汉文武大臣当天并不知情。这样做是为麻痹胤禩、胤禵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废太子胤礽的亲信，防止他们因此而有所警觉，进行反击准备。
关于传位遗诏问题，是在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向在场皇子们下达。这使大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对胤禩、胤禵更不啻晴天霹雳，从而使皇子们愤恨异常却又无可奈何。既然隆科多是胤禛的人，那么他口中的所谓的“遗旨”也就是最有利于胤禛的了。其时，不但是诸位皇子、大臣对康熙的“遗诏”有怀疑，连西洋人对玄烨之死也抱着怀疑态度，意大利人马国贤对康熙去世的记载就是：“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除此之外，胤禛即位后的一些举动也让人怀疑他的帝位得之有愧。在位期间，雍正没有居住康熙生前所居畅春园，另拨巨款营建了圆明园；没有去过一次康熙年年必往的避暑山庄，连自己的陵墓也离开了京东马兰峪，在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另建西陵。
雍正阴谋夺位，虽不光彩，但作为皇帝，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澄清吏治，削除朋党，惩治贪风，使康熙朝后期一度废弛的朝政得以整顿，从而建立起一个独具革新特色、雷厉风行的帝王政府。由于雍正的励精图治，中国在他的继承人乾隆统治下，出现了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繁荣景象。
他在政治上的才能，其实不能不说是康熙教导有方的结果。
30年代初，清史研究的第一位开拓者孟森认为，康熙当时的病势并不重，突然死亡，“不能无疑”，“参汤一碗之说，至少不能无同等之嫌疑也”，而隆科多身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掌握警比中的武装力量，和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以封疆大吏支持厩旗，都是这一事件的“机括所在”。
王钟翰在解放前写成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和孟森的看法一致，他并且引用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的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看来还需要对现有史料进行全面综合与比较，通盘考察，加强分析，去伪存真，才能揭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