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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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我赶在伯恩夫妇醒来之前早早起了床,在厨房水槽里把脸洗干净,仔仔细细把头发梳成辫子,扎上两条从缝纫室废料堆里找到的缎带,穿上最干净的一条裙子,系上围裙——昨天洗完衣服后,我把围裙晾到了屋侧的一根枝丫上。
吃早餐的时候(燕麦都结成了团,还没有加糖),我问起怎么去学校,又该什么时候去,伯恩太太望了望她的丈夫,目光又落回我身上。她裹紧肩上黑色的佩斯利涡纹花色围巾,说道:“多萝西,伯恩先生和我认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去上学。”
燕麦吃上去活像凝成了块的动物油脂。我望向伯恩先生,他弯下腰系起了鞋带,鬈发耷拉在前额上,遮住了面孔。
“什么意思?”我问道,“儿童援助协会……”
伯恩太太握起双手,紧抿着嘴微微一笑:“你已经不归儿童援助协会管了,不是吗?至于什么最适合你,现在由我们说了算。”
我的心猛地一紧:“可是我应该去上学啊。”
“看随后几个星期你的进展如何了。不过目前我们觉得,你最好花点时间适应新家。”
“我……已经适应了。”我的脸在发烫,“您的吩咐我全都照做了,如果您担心我没有时间做缝纫活儿的话……”
伯恩太太不动声色地瞥瞥我,我的舌头打起了结。“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她说,“你落下的课太多,今年死活也赶不上。再说,鬼知道你之前在贫民窟里念过什么书。”
我顿觉一阵刺痛,连伯恩先生也吓了一跳。“行啦,行啦,洛伊丝。”他低声说。
“我住的不是……贫民窟。”我费力地吐出那个词。因为她没有问过我,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问过我,我又接着说,“我读四年级。我的老师是乌里希夫人,我参加了合唱团,我们还表演了歌剧《光滑的鹅卵石》。”
他们都盯着我。
“我喜欢学校。”我说。
伯恩太太站起身,开始收拾盘碟。她收走了我的碟子,尽管我还没有吃完吐司。她的动作很猛,银餐具在瓷器上撞得叮当响。她打开水龙头,哐的一声把盘碟和刀叉扔进水池,转过身用围裙擦了擦手。“你这个野丫头,我一个字也不想听了。什么最适合你,这归我们说了算,明白了吗?”
此事就此收场,上学的事再也没有人提了。
伯恩太太每天会像个幽灵一样在缝纫室里出现几次,但她连一根针也没有碰过。据我看来,她会追踪订单、给范妮派活儿(范妮再把活儿分派给我们)、把做好的衣服收起来。她让范妮报告进度,同时一刻不停地审视着整间屋,确保其他人都在卖力干活儿。
对伯恩一家,我憋着一肚子问题,却不敢问出口。伯恩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他如何处理这些女人缝的衣服呢(我可以说是“我们”缝的衣服,但我只不过做些疏缝和卷边的活儿,如果这么说,岂不是活像削削土豆皮,却声称自己是大厨?)?伯恩太太每天都去哪儿了?她平时都在干些什么?时不时,我能听到她在楼上发出些动静,却压根儿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伯恩太太规矩很多。她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差错当着其他姑娘的面训斥我:床单叠得不够严实,厨房门没有关等。除了进进出出,家里所有的门必须随时关紧。缝纫室的门,厨房门,饭厅门,甚至楼梯顶端的门——四处的门都层层紧闭,整幢房屋因此显得森严而神秘。夜晚时分,在楼梯脚下黑漆漆的走廊里,我躺在垫子上,摩擦着双脚取暖,心里害怕极了。我还从未这样孤零零一个人。即使在儿童援助协会,在病房的铁床上,也有其他女孩跟我做伴。
伯恩太太不许我去厨房帮忙,我猜她是怕我偷东西吃。实际上,跟范妮一样,我也开始把东西偷偷塞进口袋里,要么一片面包,要么一个苹果。伯恩太太做的饭菜寡淡无味:软趴趴、灰扑扑的罐装豌豆,硬邦邦的煮土豆,稀拉拉的炖菜,而且永远不够吃。我不知道伯恩先生是真的没有注意到饭菜多么难吃,还是根本不在乎,也有可能,他只是心思不在这儿。
伯恩太太不在的时候,伯恩先生倒是挺和气。他喜欢跟我谈爱尔兰。他告诉我,他的家族来自东海岸附近的萨利布鲁克,他的叔叔和堂兄弟们在独立战争时期27都是共和党人,曾经与迈克尔·柯林斯28并肩作战。1922年4月,英国人冲进都柏林四法院大楼血洗反叛力量时,他们就在场。几个月后,柯林斯在科克郡附近遇刺时,他们也在场。柯林斯是爱尔兰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你不会不知道吧?
是的,我点点头,我知道。但我不太相信他的堂兄弟在场。爸爸曾经说过,在美国,只要遇见一个爱尔兰人,对方就会发誓说自己的某亲戚曾与迈克尔·柯林斯并肩作战。
爸爸无比爱戴迈克尔·柯林斯。他会唱起革命歌曲,通常大声又不着调,直到妈妈让他安静些——宝宝正在睡觉呢。他跟我讲过许多波澜起伏的故事,例如在都柏林的克迈哈姆监狱,1916年起义的领袖之一——约瑟夫·普朗克特与他的爱人格雷丝·吉福德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几小时后即被行刑处死。当天被杀的总共有十五人,就连病得站不起来的詹姆斯·康纳利,也被行刑队捆在椅子上带进院子里,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这是爸爸的原话。妈妈总是叫他收声,但他又把她打发走。“让他们知道这些很重要。”他说,“这是他们的历史!现在我们是在美国,可话说回来,天哪,我们的族人还在海那边呢。”
妈妈自有想要忘却的理由。正因为1922年条约29,爱尔兰自由邦30随之成立,我们才被迫离开金瓦拉,她说。决意击溃反叛力量的英军袭击了戈尔韦郡的大小城镇,炸毁了铁路,经济被破坏殆尽,害得镇里无工可做,爸爸的工作也没了着落。
嗯,都怪这些事,还有酒。她说。
“你本来可以当我的女儿,知道吧。”伯恩先生告诉我,“你的名字——多萝西……以前我们总想着,有一天给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小孩一直没来。结果你倒来了,还有一头红发。”
别人叫我多萝西的时候,我总是忘了答应。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有个新身份,这样一来,把许多往事抛到脑后就会容易得多。我不再是那个离开金瓦拉的祖母、叔叔、阿姨,坐着艾格尼丝·波琳号横渡重洋的妮芙,不再是和家人一起住在伊丽莎白街的妮芙。不,现在我是多萝西了。
“多萝西,我们得聊一聊。”某天晚餐时,伯恩太太说。我看了一眼伯恩先生,他正认认真真地往烤土豆上抹黄油。
“玛丽说你不……该怎么说呢……学得不怎么快。她说你似乎有点……不乐意学?要么就是不服管教?她说不好到底是哪种情况。”
“不是这样的。”
伯恩太太眼神炯炯:“仔细听好了,如果依我的主意,我会立刻联络委员会的人,把你送回去换个人来。但伯恩先生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要是再让我听到有人说一句你行为不端,我就把你送回去。”
她顿了顿,喝了口水:“我想,这都是你的爱尔兰血统害的。没错,伯恩先生是爱尔兰人……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饶你一次的原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伯恩先生大可以娶个爱尔兰姑娘,但他没娶,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吗。”
第二天,伯恩太太来到缝纫室,让我去一英里以外的镇中心给她跑趟腿。“没什么难的,”当我问她怎么走时,她不耐烦地说,“我们开车带你回来的时候,你没注意看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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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我赶在伯恩夫妇醒来之前早早起了床,在厨房水槽里把脸洗干净,仔仔细细把头发梳成辫子,扎上两条从缝纫室废料堆里找到的缎带,穿上最干净的一条裙子,系上围裙——昨天洗完衣服后,我把围裙晾到了屋侧的一根枝丫上。
吃早餐的时候(燕麦都结成了团,还没有加糖),我问起怎么去学校,又该什么时候去,伯恩太太望了望她的丈夫,目光又落回我身上。她裹紧肩上黑色的佩斯利涡纹花色围巾,说道:“多萝西,伯恩先生和我认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去上学。”
燕麦吃上去活像凝成了块的动物油脂。我望向伯恩先生,他弯下腰系起了鞋带,鬈发耷拉在前额上,遮住了面孔。
“什么意思?”我问道,“儿童援助协会……”
伯恩太太握起双手,紧抿着嘴微微一笑:“你已经不归儿童援助协会管了,不是吗?至于什么最适合你,现在由我们说了算。”
我的心猛地一紧:“可是我应该去上学啊。”
“看随后几个星期你的进展如何了。不过目前我们觉得,你最好花点时间适应新家。”
“我……已经适应了。”我的脸在发烫,“您的吩咐我全都照做了,如果您担心我没有时间做缝纫活儿的话……”
伯恩太太不动声色地瞥瞥我,我的舌头打起了结。“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她说,“你落下的课太多,今年死活也赶不上。再说,鬼知道你之前在贫民窟里念过什么书。”
我顿觉一阵刺痛,连伯恩先生也吓了一跳。“行啦,行啦,洛伊丝。”他低声说。
“我住的不是……贫民窟。”我费力地吐出那个词。因为她没有问过我,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问过我,我又接着说,“我读四年级。我的老师是乌里希夫人,我参加了合唱团,我们还表演了歌剧《光滑的鹅卵石》。”
他们都盯着我。
“我喜欢学校。”我说。
伯恩太太站起身,开始收拾盘碟。她收走了我的碟子,尽管我还没有吃完吐司。她的动作很猛,银餐具在瓷器上撞得叮当响。她打开水龙头,哐的一声把盘碟和刀叉扔进水池,转过身用围裙擦了擦手。“你这个野丫头,我一个字也不想听了。什么最适合你,这归我们说了算,明白了吗?”
此事就此收场,上学的事再也没有人提了。
伯恩太太每天会像个幽灵一样在缝纫室里出现几次,但她连一根针也没有碰过。据我看来,她会追踪订单、给范妮派活儿(范妮再把活儿分派给我们)、把做好的衣服收起来。她让范妮报告进度,同时一刻不停地审视着整间屋,确保其他人都在卖力干活儿。
对伯恩一家,我憋着一肚子问题,却不敢问出口。伯恩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他如何处理这些女人缝的衣服呢(我可以说是“我们”缝的衣服,但我只不过做些疏缝和卷边的活儿,如果这么说,岂不是活像削削土豆皮,却声称自己是大厨?)?伯恩太太每天都去哪儿了?她平时都在干些什么?时不时,我能听到她在楼上发出些动静,却压根儿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伯恩太太规矩很多。她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差错当着其他姑娘的面训斥我:床单叠得不够严实,厨房门没有关等。除了进进出出,家里所有的门必须随时关紧。缝纫室的门,厨房门,饭厅门,甚至楼梯顶端的门——四处的门都层层紧闭,整幢房屋因此显得森严而神秘。夜晚时分,在楼梯脚下黑漆漆的走廊里,我躺在垫子上,摩擦着双脚取暖,心里害怕极了。我还从未这样孤零零一个人。即使在儿童援助协会,在病房的铁床上,也有其他女孩跟我做伴。
伯恩太太不许我去厨房帮忙,我猜她是怕我偷东西吃。实际上,跟范妮一样,我也开始把东西偷偷塞进口袋里,要么一片面包,要么一个苹果。伯恩太太做的饭菜寡淡无味:软趴趴、灰扑扑的罐装豌豆,硬邦邦的煮土豆,稀拉拉的炖菜,而且永远不够吃。我不知道伯恩先生是真的没有注意到饭菜多么难吃,还是根本不在乎,也有可能,他只是心思不在这儿。
伯恩太太不在的时候,伯恩先生倒是挺和气。他喜欢跟我谈爱尔兰。他告诉我,他的家族来自东海岸附近的萨利布鲁克,他的叔叔和堂兄弟们在独立战争时期27都是共和党人,曾经与迈克尔·柯林斯28并肩作战。1922年4月,英国人冲进都柏林四法院大楼血洗反叛力量时,他们就在场。几个月后,柯林斯在科克郡附近遇刺时,他们也在场。柯林斯是爱尔兰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你不会不知道吧?
是的,我点点头,我知道。但我不太相信他的堂兄弟在场。爸爸曾经说过,在美国,只要遇见一个爱尔兰人,对方就会发誓说自己的某亲戚曾与迈克尔·柯林斯并肩作战。
爸爸无比爱戴迈克尔·柯林斯。他会唱起革命歌曲,通常大声又不着调,直到妈妈让他安静些——宝宝正在睡觉呢。他跟我讲过许多波澜起伏的故事,例如在都柏林的克迈哈姆监狱,1916年起义的领袖之一——约瑟夫·普朗克特与他的爱人格雷丝·吉福德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几小时后即被行刑处死。当天被杀的总共有十五人,就连病得站不起来的詹姆斯·康纳利,也被行刑队捆在椅子上带进院子里,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这是爸爸的原话。妈妈总是叫他收声,但他又把她打发走。“让他们知道这些很重要。”他说,“这是他们的历史!现在我们是在美国,可话说回来,天哪,我们的族人还在海那边呢。”
妈妈自有想要忘却的理由。正因为1922年条约29,爱尔兰自由邦30随之成立,我们才被迫离开金瓦拉,她说。决意击溃反叛力量的英军袭击了戈尔韦郡的大小城镇,炸毁了铁路,经济被破坏殆尽,害得镇里无工可做,爸爸的工作也没了着落。
嗯,都怪这些事,还有酒。她说。
“你本来可以当我的女儿,知道吧。”伯恩先生告诉我,“你的名字——多萝西……以前我们总想着,有一天给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小孩一直没来。结果你倒来了,还有一头红发。”
别人叫我多萝西的时候,我总是忘了答应。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有个新身份,这样一来,把许多往事抛到脑后就会容易得多。我不再是那个离开金瓦拉的祖母、叔叔、阿姨,坐着艾格尼丝·波琳号横渡重洋的妮芙,不再是和家人一起住在伊丽莎白街的妮芙。不,现在我是多萝西了。
“多萝西,我们得聊一聊。”某天晚餐时,伯恩太太说。我看了一眼伯恩先生,他正认认真真地往烤土豆上抹黄油。
“玛丽说你不……该怎么说呢……学得不怎么快。她说你似乎有点……不乐意学?要么就是不服管教?她说不好到底是哪种情况。”
“不是这样的。”
伯恩太太眼神炯炯:“仔细听好了,如果依我的主意,我会立刻联络委员会的人,把你送回去换个人来。但伯恩先生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要是再让我听到有人说一句你行为不端,我就把你送回去。”
她顿了顿,喝了口水:“我想,这都是你的爱尔兰血统害的。没错,伯恩先生是爱尔兰人……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饶你一次的原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伯恩先生大可以娶个爱尔兰姑娘,但他没娶,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吗。”
第二天,伯恩太太来到缝纫室,让我去一英里以外的镇中心给她跑趟腿。“没什么难的,”当我问她怎么走时,她不耐烦地说,“我们开车带你回来的时候,你没注意看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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