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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
前面讲到魏晋有一种流行的风气，即对人物进行评鉴，当时多称为“人伦”，或“品藻”“品评”，《世说新语》就有《品藻》篇。“品”就是定一个人的高下等差，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分得细一点，上中下里面可以再分上中下，就变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魏初的大官陈群就提倡用九品来区分人才，并设立一个名为“中正”的官员来主持，这就叫“九品中正制”。把人定为九品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级别不同的官员就用品级不同的人，只有高品才能做大官，所以这种制度又叫“九品官人法”（“官”在这里是动词）。“藻”就是“鉴其文质”，鉴定一个人的才能、性情。“品”比较偏重德，“藻”比较偏重才。
人物品鉴的风气其实从汉末就相当流行了。因为时代混乱，需要真正的英雄人物出来收拾世局，重建太平，那么到底谁才是人才、如何识别人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当时就有一些很擅长识别人才的专家，如太原的郭泰、汝南的许劭以及许劭的堂兄许靖，据说都有这种本事。许劭兄弟甚至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事情来做，每月初一发布一次评鉴结果，如果一个人的表现有变化，对他的评鉴结果也就跟着改变。时人把许氏兄弟的每月评鉴叫“月旦评”（“月旦”就是每月初一），在士族精英分子中很有名气，以至于“月旦评”后来竟成了人物品评的代名词，在后世诗文中甚至简称为“月旦”，如把品评人物称为“月旦人物”之类。
传说曹操年轻时名声还不大，就去找许劭，要许劭给他一个评鉴：“我何如人？”—大概是想替自己做广告吧。许劭不大看得起曹操，本不愿意，奈何他软磨硬泡，结果给了他十个字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故事见于《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刘孝标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后汉书·许劭传》也有这个故事，但评语颇不同，许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的本文又写，说这话的人是乔玄—也就是著名美女大乔、小乔的爸爸，话也不同，说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总之，曹操不是个普通人物，不当英雄就当奸雄，看在什么时候。
人物品鉴的风气后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魏初就有一个叫刘劭（也作刘邵、刘卲）的学者，写了一本《人物志》，就是专门讲品鉴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的。人物品鉴的问题在魏晋玄学也有所反映，成为魏晋玄学中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就是“才性之辩”。“才性之辩”在正始年间（240—249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讨论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当时一流的玄学清谈家，如钟会、嵇康、傅嘏、李丰、王广等人都参加了讨论，而且各有各的看法。这些观点大致有四种，就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1】什么是“才”，什么是“性”呢？先得弄清楚各自的定义，才好谈它们的关系。这里存在两组可能的解释，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才干，“性”是德行、操行；另外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性”是这种才能所依据的天赋本质。根据第一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同还是异的问题，就是说德行和才能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呢？是不是品德好的人才能也高，品德不好才能也就低呢？还是说品德好不一定就才能好，品德低也不一定就才能低呢？根据第二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离还是合的问题，即一个人的才能和他的天赋本质是否一致的问题。天赋好是不是才能就高？天赋差是不是才能就低？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才能到底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学到的，先天占多少后天占多少。【2】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人物品鉴的哲理升华。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玄虚，辩来辩去只是书生逞口舌之快，跟实际无关，其实它跟当时的社会政治是紧密相关的。《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春下了一道“求贤令”，是这样的：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指的是姜太公吕尚。这个后来帮助文王、武王建立周朝八百年天下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一直怀才不遇，到八十岁了还在渭河边钓鱼。“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讲的是陈平，后来做了汉朝的宰相，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嫂子私通，又曾经接受过别人的贿赂。曹操说这样的人都可以用，叫大家“唯才是举”。
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旨趣相同的命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苏秦是战国时代有名的纵横家。纵横家都是些投机分子，以口才取胜，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旨，只要能打动当时的国君获得权位就好。苏秦原来主张“连横”，想说服秦国的国君横向联合齐、鲁等国，逐渐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秦王没有采纳；他又转过头来以“合纵”来说服秦国以外的六强，叫他们纵向联合起来以对抗秦国。纵横家当然不是什么守信之人，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又有一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伊挚、傅说分别是夏商时期的名相，年轻时地位很低，伊挚是个厨师，傅说是个土木工。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宰相，本来是齐桓公小白的政敌公子纠的谋士，是反对小白的，被打败后没有自杀殉主，却投降了小白，终于帮小白建立了霸业。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汉初的大臣。韩信大家都知道，是刘邦的大将。他年轻的时候被几个流氓混混戏侮，叫他从裤裆底下钻过去，他居然不反抗就钻了，行为像个胆小鬼。萧何、曹参年轻的时候不过是沛县的小公务员，后来都做到宰相。吴起是战国时代的名将，娶齐妻，鲁国国君想用他为将，又担心他跟齐国割不断感情，吴起竟把自己的齐国老婆杀了，以表示自己对齐国不留恋，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去。这些人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行节有亏的，甚至是不仁不义的，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曹操这三道命令内容大致相同，目的都是求才，还真有求贤若渴的味道。三国时代魏国人才最多，力量最强，显然跟曹操这... -->>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
前面讲到魏晋有一种流行的风气，即对人物进行评鉴，当时多称为“人伦”，或“品藻”“品评”，《世说新语》就有《品藻》篇。“品”就是定一个人的高下等差，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分得细一点，上中下里面可以再分上中下，就变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魏初的大官陈群就提倡用九品来区分人才，并设立一个名为“中正”的官员来主持，这就叫“九品中正制”。把人定为九品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级别不同的官员就用品级不同的人，只有高品才能做大官，所以这种制度又叫“九品官人法”（“官”在这里是动词）。“藻”就是“鉴其文质”，鉴定一个人的才能、性情。“品”比较偏重德，“藻”比较偏重才。
人物品鉴的风气其实从汉末就相当流行了。因为时代混乱，需要真正的英雄人物出来收拾世局，重建太平，那么到底谁才是人才、如何识别人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当时就有一些很擅长识别人才的专家，如太原的郭泰、汝南的许劭以及许劭的堂兄许靖，据说都有这种本事。许劭兄弟甚至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事情来做，每月初一发布一次评鉴结果，如果一个人的表现有变化，对他的评鉴结果也就跟着改变。时人把许氏兄弟的每月评鉴叫“月旦评”（“月旦”就是每月初一），在士族精英分子中很有名气，以至于“月旦评”后来竟成了人物品评的代名词，在后世诗文中甚至简称为“月旦”，如把品评人物称为“月旦人物”之类。
传说曹操年轻时名声还不大，就去找许劭，要许劭给他一个评鉴：“我何如人？”—大概是想替自己做广告吧。许劭不大看得起曹操，本不愿意，奈何他软磨硬泡，结果给了他十个字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故事见于《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刘孝标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后汉书·许劭传》也有这个故事，但评语颇不同，许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的本文又写，说这话的人是乔玄—也就是著名美女大乔、小乔的爸爸，话也不同，说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总之，曹操不是个普通人物，不当英雄就当奸雄，看在什么时候。
人物品鉴的风气后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魏初就有一个叫刘劭（也作刘邵、刘卲）的学者，写了一本《人物志》，就是专门讲品鉴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的。人物品鉴的问题在魏晋玄学也有所反映，成为魏晋玄学中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就是“才性之辩”。“才性之辩”在正始年间（240—249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讨论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当时一流的玄学清谈家，如钟会、嵇康、傅嘏、李丰、王广等人都参加了讨论，而且各有各的看法。这些观点大致有四种，就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1】什么是“才”，什么是“性”呢？先得弄清楚各自的定义，才好谈它们的关系。这里存在两组可能的解释，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才干，“性”是德行、操行；另外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性”是这种才能所依据的天赋本质。根据第一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同还是异的问题，就是说德行和才能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呢？是不是品德好的人才能也高，品德不好才能也就低呢？还是说品德好不一定就才能好，品德低也不一定就才能低呢？根据第二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离还是合的问题，即一个人的才能和他的天赋本质是否一致的问题。天赋好是不是才能就高？天赋差是不是才能就低？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才能到底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学到的，先天占多少后天占多少。【2】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人物品鉴的哲理升华。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玄虚，辩来辩去只是书生逞口舌之快，跟实际无关，其实它跟当时的社会政治是紧密相关的。《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春下了一道“求贤令”，是这样的：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指的是姜太公吕尚。这个后来帮助文王、武王建立周朝八百年天下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一直怀才不遇，到八十岁了还在渭河边钓鱼。“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讲的是陈平，后来做了汉朝的宰相，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嫂子私通，又曾经接受过别人的贿赂。曹操说这样的人都可以用，叫大家“唯才是举”。
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旨趣相同的命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苏秦是战国时代有名的纵横家。纵横家都是些投机分子，以口才取胜，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旨，只要能打动当时的国君获得权位就好。苏秦原来主张“连横”，想说服秦国的国君横向联合齐、鲁等国，逐渐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秦王没有采纳；他又转过头来以“合纵”来说服秦国以外的六强，叫他们纵向联合起来以对抗秦国。纵横家当然不是什么守信之人，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又有一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伊挚、傅说分别是夏商时期的名相，年轻时地位很低，伊挚是个厨师，傅说是个土木工。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宰相，本来是齐桓公小白的政敌公子纠的谋士，是反对小白的，被打败后没有自杀殉主，却投降了小白，终于帮小白建立了霸业。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汉初的大臣。韩信大家都知道，是刘邦的大将。他年轻的时候被几个流氓混混戏侮，叫他从裤裆底下钻过去，他居然不反抗就钻了，行为像个胆小鬼。萧何、曹参年轻的时候不过是沛县的小公务员，后来都做到宰相。吴起是战国时代的名将，娶齐妻，鲁国国君想用他为将，又担心他跟齐国割不断感情，吴起竟把自己的齐国老婆杀了，以表示自己对齐国不留恋，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去。这些人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行节有亏的，甚至是不仁不义的，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曹操这三道命令内容大致相同，目的都是求才，还真有求贤若渴的味道。三国时代魏国人才最多，力量最强，显然跟曹操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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