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躺椅上的喜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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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们的笑话实验室已经收到了25000多则笑话和大约100万个评分，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也频频曝光。就是此时，奥斯卡奖得主、加拿大纪录片制片人约翰·泽瑞斯基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是否愿意帮忙拍摄一部有关笑话实验室的纪录片，并在全球范围内对幽默进行一番探索。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们很快就踏上了一次全球笑话探访之旅，看看到底是什么会让世界各地的人哄堂大笑、咯咯傻笑或笑不出来。
作为电影的一部分，约翰邀请我到洛杉矶对一些得分较高的笑话做一些实地测试。我仔细搜索了现有的数据库，并确定了两种类型的笑话作为测试对象：英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和美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2002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市一家名叫“冰屋”的喜剧俱乐部里，我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年轻漂亮的女主持戴比·古德瑞斯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解释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她给大家简要介绍了笑话实验室项目，然后说我将上台给大家讲几个笑话。实验证明，英国人觉得这些笑话特别好笑，戴比说她自己也会讲几个美国人认为最好笑的笑话。几分钟后，我走上了舞台。这又是一个超现实的时刻。戴比首先讲了一个经典的笑话：一名妇女对男药剂师说：“你这里有伟哥吗？”
药剂师说：“有。”
妇女又问道：“在柜台就能得到吗？”
药剂师回答：“我只要先吃两颗就可以。”（译者注：妇女说的“Can you get it over the counter”是问“不需要处方就可以直接购买吗”，但药剂师错误地理解为“你在柜台这里就可以勃起吗”。）戴比把笑点给搞砸了，所以这个笑话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现场几乎没有人笑出声来。接下来该我了。我决定先讲一个与医生有关的笑话，这个笑话在访问笑话实验室的英国人中可以说备受推崇：一名男子到医生那里去做检查。检查结束后，他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医生回答说：“十。”这名男子看起来一头雾水的样子，他又问：“十什么？十年？十个月？还是十周？”医生回答说：“九、八、七……”
结果现场依然是一片寂静，我敢说如果有根针在此时掉在地上，我一定能听到。或者说如果有一只鸭子掉在地上，如果这听起来更好笑的话。接下来的几个笑话也没能打动观众，最后戴比说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笑话，现场这才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两个同性恋者和一个侏儒走进了一家酒吧……”
如果仅从笑话实验室的数据来看，大约三分之一的观众应该会觉得我们讲的笑话比较好笑。然而，实地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个比例接近于零。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为我们的实验投票的人可谓形形色色，然而，喜剧俱乐部里面的观众却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比较喜欢大胆、无礼、带有污辱性或攻击性的笑话。在喜剧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魔弹”，没有一个笑话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觉得非常好笑。说到底，这就是笑话和人之间的匹配问题，在“冰屋”俱乐部中，我们显然是完全搞错了实验对象。在实验的最后，当我们宣布最爆笑的笑话时，这个论点也再次浮出了水面。
虽然站在“冰屋”的舞台上的确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但站在后台和其他表演者共同等待的时刻却有趣多了。如果大家不考虑“滑稽”一词的双重意义，我想说专业的喜剧演员的确是一群非常滑稽的人。他们选择了一种并不容易的谋生方式，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每个晚上,他们都得登台演出，要尽其所能让一群陌生人哈哈大笑。不管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感受，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他们都必须要以滑稽搞笑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正因如此，一小部分心理学家对分析专业喜剧演员的心理产生了兴趣。
好莱坞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曾经说过：“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多少乐趣。其余的时候我一点儿乐趣都没有。”人们对于《悲伤的小丑》会有一个刻板印象，那么这种观点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其实生活中不乏一些知名的例子，其中就包括英国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根（一生都备受躁狂抑郁症的折磨）和美国喜剧演员莱尼·布鲁斯、约翰·贝鲁西（据说两个人都死于自杀）。
197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塞缪尔·詹纳斯发表了一篇颇具开创性的论文，分析了喜剧演员的心理。詹纳斯热切地希望能够探索《悲伤的小丑》这种流行刻板印象的真实性，于是对55位非常著名的专业喜剧演员进行了专访，以研究他们的生活。詹纳斯找到了一些喜剧界的顶级大腕，他们只跟年薪不低于6位数而且享誉全国的人共事。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拥有较高的智商（有几个人甚至达到了“天才”的水准），80%的人在一生中曾看过心理医生，几乎所有人都特别担心环绕他们的明星光环会慢慢变得暗淡无光。这些发现让詹纳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其中有几个人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并且能够收获声名和好运带给他们的丰硕成果，但他们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人。”詹纳斯的研究报告还提到了与那些熠熠生辉但心存焦虑的专业喜剧演员共事的问题。虽然他们的智商都很高，但詹纳斯表示：“问题不在于让他们做出反应，而在于持续安抚他们那焦虑不安的心理，并且一再让他们确信自己的确做得很好。”此外，詹纳斯也提到，在被问及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的经历时，有几位参与者说治疗师让他们“躺到躺椅上，并且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没过多久他们就说：“感觉就像是治疗师在费城表演喜剧一样。”
几个月后，我们的笑话实验室已经收到了25000多则笑话和大约100万个评分，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也频频曝光。就是此时，奥斯卡奖得主、加拿大纪录片制片人约翰·泽瑞斯基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是否愿意帮忙拍摄一部有关笑话实验室的纪录片，并在全球范围内对幽默进行一番探索。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们很快就踏上了一次全球笑话探访之旅，看看到底是什么会让世界各地的人哄堂大笑、咯咯傻笑或笑不出来。
作为电影的一部分，约翰邀请我到洛杉矶对一些得分较高的笑话做一些实地测试。我仔细搜索了现有的数据库，并确定了两种类型的笑话作为测试对象：英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和美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2002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市一家名叫“冰屋”的喜剧俱乐部里，我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年轻漂亮的女主持戴比·古德瑞斯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解释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她给大家简要介绍了笑话实验室项目，然后说我将上台给大家讲几个笑话。实验证明，英国人觉得这些笑话特别好笑，戴比说她自己也会讲几个美国人认为最好笑的笑话。几分钟后，我走上了舞台。这又是一个超现实的时刻。戴比首先讲了一个经典的笑话：一名妇女对男药剂师说：“你这里有伟哥吗？”
药剂师说：“有。”
妇女又问道：“在柜台就能得到吗？”
药剂师回答：“我只要先吃两颗就可以。”（译者注：妇女说的“Can you get it over the counter”是问“不需要处方就可以直接购买吗”，但药剂师错误地理解为“你在柜台这里就可以勃起吗”。）戴比把笑点给搞砸了，所以这个笑话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现场几乎没有人笑出声来。接下来该我了。我决定先讲一个与医生有关的笑话，这个笑话在访问笑话实验室的英国人中可以说备受推崇：一名男子到医生那里去做检查。检查结束后，他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医生回答说：“十。”这名男子看起来一头雾水的样子，他又问：“十什么？十年？十个月？还是十周？”医生回答说：“九、八、七……”
结果现场依然是一片寂静，我敢说如果有根针在此时掉在地上，我一定能听到。或者说如果有一只鸭子掉在地上，如果这听起来更好笑的话。接下来的几个笑话也没能打动观众，最后戴比说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笑话，现场这才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两个同性恋者和一个侏儒走进了一家酒吧……”
如果仅从笑话实验室的数据来看，大约三分之一的观众应该会觉得我们讲的笑话比较好笑。然而，实地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个比例接近于零。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为我们的实验投票的人可谓形形色色，然而，喜剧俱乐部里面的观众却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比较喜欢大胆、无礼、带有污辱性或攻击性的笑话。在喜剧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魔弹”，没有一个笑话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觉得非常好笑。说到底，这就是笑话和人之间的匹配问题，在“冰屋”俱乐部中，我们显然是完全搞错了实验对象。在实验的最后，当我们宣布最爆笑的笑话时，这个论点也再次浮出了水面。
虽然站在“冰屋”的舞台上的确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但站在后台和其他表演者共同等待的时刻却有趣多了。如果大家不考虑“滑稽”一词的双重意义，我想说专业的喜剧演员的确是一群非常滑稽的人。他们选择了一种并不容易的谋生方式，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每个晚上,他们都得登台演出，要尽其所能让一群陌生人哈哈大笑。不管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感受，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他们都必须要以滑稽搞笑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正因如此，一小部分心理学家对分析专业喜剧演员的心理产生了兴趣。
好莱坞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曾经说过：“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多少乐趣。其余的时候我一点儿乐趣都没有。”人们对于《悲伤的小丑》会有一个刻板印象，那么这种观点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其实生活中不乏一些知名的例子，其中就包括英国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根（一生都备受躁狂抑郁症的折磨）和美国喜剧演员莱尼·布鲁斯、约翰·贝鲁西（据说两个人都死于自杀）。
197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塞缪尔·詹纳斯发表了一篇颇具开创性的论文，分析了喜剧演员的心理。詹纳斯热切地希望能够探索《悲伤的小丑》这种流行刻板印象的真实性，于是对55位非常著名的专业喜剧演员进行了专访，以研究他们的生活。詹纳斯找到了一些喜剧界的顶级大腕，他们只跟年薪不低于6位数而且享誉全国的人共事。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拥有较高的智商（有几个人甚至达到了“天才”的水准），80%的人在一生中曾看过心理医生，几乎所有人都特别担心环绕他们的明星光环会慢慢变得暗淡无光。这些发现让詹纳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其中有几个人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并且能够收获声名和好运带给他们的丰硕成果，但他们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人。”詹纳斯的研究报告还提到了与那些熠熠生辉但心存焦虑的专业喜剧演员共事的问题。虽然他们的智商都很高，但詹纳斯表示：“问题不在于让他们做出反应，而在于持续安抚他们那焦虑不安的心理，并且一再让他们确信自己的确做得很好。”此外，詹纳斯也提到，在被问及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的经历时，有几位参与者说治疗师让他们“躺到躺椅上，并且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没过多久他们就说：“感觉就像是治疗师在费城表演喜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