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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立大学的罗伯特·莱文曾对米尔格兰姆的丢信封技巧进行了轻微的改动，并借助新的技巧评估全球各地的好心程度。
莱文最初的研究是探索美国36个主要城市的人是不是乐于助人。他和自己的研究团队并没有在大街上丢信封，而是把实验地点选在了停车场，把贴有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放到了随机选出的汽车风挡玻璃上，并在旁边放了一张手写的小卡片，卡片的文字是“我在你车子的旁边看到了这封信”。他们想看看从每一个地区能够收到多少封信。其他一些实验也为这个关于好心程度的测试做了有益的补充。他们在随机选择的人面前走过，刻意把钢笔掉在地上，然后计算有多少人会把钢笔捡起来并交还给他们。一名非常健康的实验者故意绑上假腿支架，然后假装费劲儿地去捡刚掉在地上的一摞杂志，而另一位隐藏的实验者会观察公众对此情景的反应。同一位研究人员还曾戴上墨镜，手拿一根白色的拐杖，看有多少路人会主动搀扶自己穿过交通繁忙的街道。
为了让这些测试尽可能地科学，莱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在掉钢笔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会持续以标准的步行速度（每秒钟1.5步）走向对面过来的人，事先不断练习很自然地伸手到口袋里，并在看起来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让钢笔掉在地上。在装扮成盲人的时候，研究人员选择的站立位置是“有斑马线和交通信号灯，而且行人流动的频率和数量都比较适中”的街角。在绿灯亮的时候实验者会走到街角站好，然后私下计算多久以后才会有人来搀扶他们穿越马路。
整体而言，生活在东南部小城镇的居民最乐于助人，而住在东北部大城市的居民最不愿意向别人伸出援手。最乐于助人的城镇是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以微弱劣势屈居亚军的是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第三名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第四名是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美国最不友善的城市是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排名倒数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分别是纽约市和洛杉矶市。
事实证明，丢信件的实验结果非常有趣。在纽约，有些寄回的信件上写有发泄愤怒和不满的辱骂性文字。莱文在《时间地图》一书中对这个实验做了如下描述：我只从纽约收到了一个被完全拆开的信封。在信封的背面，那位帮忙寄信的人用西班牙语写道：“Hijo de puta iresposable。”如果翻译过来，这就是一句相当难听的骂娘的话。在这句话的下面，则是直接用英语写的“Fuck You”（去你的）。
在罗彻斯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位匿名的好心人在帮忙寄出丢失的信封时随附了一段措辞和善的话，最后还说这让他想到了米尔格兰姆的“小世界”实验。他在信封上问了莱文一个问题：“你和新泽西州或者长岛的莱文家族有亲戚关系吗？”
全国性研究的成功让莱文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造访了23个国家的首都，丢了400多支钢笔，戴了500多次假腿支架，并丢了大约800个信封。丢信封技巧被证明在各种文化中都会是一场噩梦。在特拉维夫，放在地上或汽车风挡玻璃上的包裹和信封往往会被当成炸弹，因此所有人都会远离这些东西。在萨尔瓦多，这些信封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它们跟一种著名的诈骗伎俩有关。如果有人捡起了信封，就会发现自己身边站着一个人，后者会说信封是他的，而且信封里放着一些现金。但现在信封里的钱却不见了，所以他们要求捡信封的人把他们辛苦挣来的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邮筒，或者就像阿尔巴尼亚一样，没有可以信赖的邮政系统。不过，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研究人员还是坚持下来了，并最终绘出了国际助人为乐排行榜。
研究结果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里约热内卢（巴西）和圣何塞（哥斯达黎加）排在了最乐于助人城市的前两位。位居第三的是非洲的利隆圭（马拉维）。排在倒数前三名的分别是新加坡（新加坡）、纽约（美国）和吉隆坡（马来西亚）。不同地区在助人为乐上的差异程度还不是一星半点。在里约热内卢和利隆圭，大街上的每一个“盲人”实验者都得到了帮助，然而，他们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成功得到帮助的比例竟然只有50%。在圣何塞，95%的人都会帮装有假腿支架的实验者捡起掉在地上的杂志，但在纽约却只有28%的人愿意伸出援手。
对美国城市里助人为乐的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后，莱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人口的密集程度是预测助人为乐程度的最佳指标。人口密度越大，助人为乐的程度就越低，这又是为什么呢？依据米尔格兰姆的理论，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人们会有更多的“感觉超负荷”经历。来自他人、手机、交通和广告的各种信息一直在对人们狂轰滥炸。结果他们就只能和所有需要处理大量信息的系统一样工作，那就是给所有的信息排列优先顺序，花最少的时间应付各种分散其注意力的琐事。米尔格兰姆认为，正因如此，人们才会从需要帮助的人身边径直走过去，从而把帮助这些人的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某一个空间里的人越多，人们的孤独和孤立感就会越强。
然而，莱文感兴趣的还不仅仅是城市规模和市民助人为乐程度之间的关系。他还想知道帮助他人的意愿是不是还会受到城市生活节奏的影响。
加州州立大学的罗伯特·莱文曾对米尔格兰姆的丢信封技巧进行了轻微的改动，并借助新的技巧评估全球各地的好心程度。
莱文最初的研究是探索美国36个主要城市的人是不是乐于助人。他和自己的研究团队并没有在大街上丢信封，而是把实验地点选在了停车场，把贴有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放到了随机选出的汽车风挡玻璃上，并在旁边放了一张手写的小卡片，卡片的文字是“我在你车子的旁边看到了这封信”。他们想看看从每一个地区能够收到多少封信。其他一些实验也为这个关于好心程度的测试做了有益的补充。他们在随机选择的人面前走过，刻意把钢笔掉在地上，然后计算有多少人会把钢笔捡起来并交还给他们。一名非常健康的实验者故意绑上假腿支架，然后假装费劲儿地去捡刚掉在地上的一摞杂志，而另一位隐藏的实验者会观察公众对此情景的反应。同一位研究人员还曾戴上墨镜，手拿一根白色的拐杖，看有多少路人会主动搀扶自己穿过交通繁忙的街道。
为了让这些测试尽可能地科学，莱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在掉钢笔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会持续以标准的步行速度（每秒钟1.5步）走向对面过来的人，事先不断练习很自然地伸手到口袋里，并在看起来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让钢笔掉在地上。在装扮成盲人的时候，研究人员选择的站立位置是“有斑马线和交通信号灯，而且行人流动的频率和数量都比较适中”的街角。在绿灯亮的时候实验者会走到街角站好，然后私下计算多久以后才会有人来搀扶他们穿越马路。
整体而言，生活在东南部小城镇的居民最乐于助人，而住在东北部大城市的居民最不愿意向别人伸出援手。最乐于助人的城镇是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以微弱劣势屈居亚军的是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第三名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第四名是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美国最不友善的城市是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排名倒数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分别是纽约市和洛杉矶市。
事实证明，丢信件的实验结果非常有趣。在纽约，有些寄回的信件上写有发泄愤怒和不满的辱骂性文字。莱文在《时间地图》一书中对这个实验做了如下描述：我只从纽约收到了一个被完全拆开的信封。在信封的背面，那位帮忙寄信的人用西班牙语写道：“Hijo de puta iresposable。”如果翻译过来，这就是一句相当难听的骂娘的话。在这句话的下面，则是直接用英语写的“Fuck You”（去你的）。
在罗彻斯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位匿名的好心人在帮忙寄出丢失的信封时随附了一段措辞和善的话，最后还说这让他想到了米尔格兰姆的“小世界”实验。他在信封上问了莱文一个问题：“你和新泽西州或者长岛的莱文家族有亲戚关系吗？”
全国性研究的成功让莱文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造访了23个国家的首都，丢了400多支钢笔，戴了500多次假腿支架，并丢了大约800个信封。丢信封技巧被证明在各种文化中都会是一场噩梦。在特拉维夫，放在地上或汽车风挡玻璃上的包裹和信封往往会被当成炸弹，因此所有人都会远离这些东西。在萨尔瓦多，这些信封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它们跟一种著名的诈骗伎俩有关。如果有人捡起了信封，就会发现自己身边站着一个人，后者会说信封是他的，而且信封里放着一些现金。但现在信封里的钱却不见了，所以他们要求捡信封的人把他们辛苦挣来的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邮筒，或者就像阿尔巴尼亚一样，没有可以信赖的邮政系统。不过，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研究人员还是坚持下来了，并最终绘出了国际助人为乐排行榜。
研究结果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里约热内卢（巴西）和圣何塞（哥斯达黎加）排在了最乐于助人城市的前两位。位居第三的是非洲的利隆圭（马拉维）。排在倒数前三名的分别是新加坡（新加坡）、纽约（美国）和吉隆坡（马来西亚）。不同地区在助人为乐上的差异程度还不是一星半点。在里约热内卢和利隆圭，大街上的每一个“盲人”实验者都得到了帮助，然而，他们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成功得到帮助的比例竟然只有50%。在圣何塞，95%的人都会帮装有假腿支架的实验者捡起掉在地上的杂志，但在纽约却只有28%的人愿意伸出援手。
对美国城市里助人为乐的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后，莱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人口的密集程度是预测助人为乐程度的最佳指标。人口密度越大，助人为乐的程度就越低，这又是为什么呢？依据米尔格兰姆的理论，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人们会有更多的“感觉超负荷”经历。来自他人、手机、交通和广告的各种信息一直在对人们狂轰滥炸。结果他们就只能和所有需要处理大量信息的系统一样工作，那就是给所有的信息排列优先顺序，花最少的时间应付各种分散其注意力的琐事。米尔格兰姆认为，正因如此，人们才会从需要帮助的人身边径直走过去，从而把帮助这些人的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某一个空间里的人越多，人们的孤独和孤立感就会越强。
然而，莱文感兴趣的还不仅仅是城市规模和市民助人为乐程度之间的关系。他还想知道帮助他人的意愿是不是还会受到城市生活节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