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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共产国际为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之后,失去了对整个国际大势,对整个中国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因为中央红军居于偏远的一隅,通信不发达,经济落后。
在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红军在四渡赤水前后,在遵义会议前后,虽然解决了自己独立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但是就战略去向问题,红军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先是遵义会议之后,力图赤化四川;后来赤化四川不行,又力图赤化贵州;后来赤化贵州不行,又力图在川黔滇区,把云南的一部分赤化了,结果也不行。
当时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辖区徘徊了4个月之久。赤化四川不可得,赤化贵州不可得,赤化云南的一部分也不可得。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这种战略视野相对狭窄,所以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是有问题的。
从这一个角度讲,还不能单纯地说,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导全是负面的,一点儿正面的也没有。这种说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给了中共一个更大的国际视野,它使中共学会了从一个更大的棋盘上来关注共产党的事业。从当时来看,中共的事业只是一个小的局部,但是在掌握这个大棋大势的情况下,运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的指导就极其重要。
即使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获得了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不出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总书记当时是推张闻天出来担任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在于共产国际接受或者不接受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领导人的变更都是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张闻天出来担任总书记,显然比毛泽东出来担任更容易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政治路线可以往后放一放。首先解决的是军事领导人的问题,政治领导人的问题要调整,但由博古换成了张闻天,这些调整也都是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情绪,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作用,对共产国际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这种关系上,一个很恰当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开过了遵义会议,但也知道红军长期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对于战略视野起了很不好的妨碍作用。所以中共并不乐意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切断,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当1935年红军渡过金沙江,基本脱离险境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两个人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
之所以有这个决定,是因为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的情况、惨重的损失了解还不是很多。陈云和潘汉年到了上海一看,才发现恢复上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可能。后来他们分头到了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陈云大概是在1935年10月到了苏联,出席了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那时他才知道,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找共产国际,急于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在付出极大努力,急于与中共建立联系,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所掌握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中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一个团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高度关注的。
当然,这个高度关注中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当时有些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急于想了解,中国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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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共产国际为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之后,失去了对整个国际大势,对整个中国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因为中央红军居于偏远的一隅,通信不发达,经济落后。
在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红军在四渡赤水前后,在遵义会议前后,虽然解决了自己独立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但是就战略去向问题,红军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先是遵义会议之后,力图赤化四川;后来赤化四川不行,又力图赤化贵州;后来赤化贵州不行,又力图在川黔滇区,把云南的一部分赤化了,结果也不行。
当时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辖区徘徊了4个月之久。赤化四川不可得,赤化贵州不可得,赤化云南的一部分也不可得。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这种战略视野相对狭窄,所以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是有问题的。
从这一个角度讲,还不能单纯地说,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导全是负面的,一点儿正面的也没有。这种说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给了中共一个更大的国际视野,它使中共学会了从一个更大的棋盘上来关注共产党的事业。从当时来看,中共的事业只是一个小的局部,但是在掌握这个大棋大势的情况下,运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的指导就极其重要。
即使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获得了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不出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总书记当时是推张闻天出来担任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在于共产国际接受或者不接受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领导人的变更都是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张闻天出来担任总书记,显然比毛泽东出来担任更容易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政治路线可以往后放一放。首先解决的是军事领导人的问题,政治领导人的问题要调整,但由博古换成了张闻天,这些调整也都是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情绪,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作用,对共产国际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这种关系上,一个很恰当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开过了遵义会议,但也知道红军长期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对于战略视野起了很不好的妨碍作用。所以中共并不乐意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切断,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当1935年红军渡过金沙江,基本脱离险境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两个人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
之所以有这个决定,是因为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的情况、惨重的损失了解还不是很多。陈云和潘汉年到了上海一看,才发现恢复上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可能。后来他们分头到了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陈云大概是在1935年10月到了苏联,出席了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那时他才知道,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找共产国际,急于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在付出极大努力,急于与中共建立联系,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所掌握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中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一个团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高度关注的。
当然,这个高度关注中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当时有些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急于想了解,中国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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