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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对方心有所惧、有求于我之时提出条件,对方迫于形势才有可能接受。好比绑架了对方亲人,对方怕撕票,就有可能付赎金;好比骑劫飞机,当局怕杀害人质、炸毁飞机,才有可能接受劫机者的要求。祖老太太的主张,等于是绑架者先放归绑架之人,再请求对方看在我们善待你亲人的份上,如数支付赎金;又如劫机者先尽释机上人质,再离开飞机,然后要求当局看在劫机者并未杀害人质、并未炸毁飞机的份上,答允各种条件。祖老太太固然蠢,祖大寿也同样蠢,无怪他后来不降又降,举棋不定,优柔寡断。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皇太极匆忙退兵时,给明朝另一名将孙承宗抄后路,克复了清军退路上的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马世龙、祖大寿等率兵攻来,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兵败。皇太极既惊且怒,乘机追究阿敏的败阵,革了他的贝勒头衔,监禁至死,除了一个重要政敌。皇太极觉得崇祯既杀袁崇焕,又有了议和的机会,于是致书崇祯:
“迩者师旅频兴,互相诛戮,生民罹祸实甚。上天好生之德,我两国当共体之。即我两国之主,以战争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盟诸天地,共结和好,永息干戈,使一国子孙臣庶,奕世获享太平。不然,战争何时止息?两国何由得臻治安耶?故遣使致书议和,惟熟计而明示之。”
又致锦州的守军统帅:
“……今我两国之事,惟和与战,别无他计。和则尔国速受其福,战则尔国被祸,何时可已?尔锦州官员,其传语众官,共相商榷,启迪尔主,急定和议可也。”
清军攻至北京城下,无功而返,皇太极知道这次全军而退,实在侥幸,久战不利,又谋议和,崇祯仍是一贯的傲慢自大,置之不理。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以为门神负责守门,一定安全。当时北京人私下说,贴在大门上的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为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没受过打仗的训练,这些溃军官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十三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
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御史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疑。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覆,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110]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 -->>
乘对方心有所惧、有求于我之时提出条件,对方迫于形势才有可能接受。好比绑架了对方亲人,对方怕撕票,就有可能付赎金;好比骑劫飞机,当局怕杀害人质、炸毁飞机,才有可能接受劫机者的要求。祖老太太的主张,等于是绑架者先放归绑架之人,再请求对方看在我们善待你亲人的份上,如数支付赎金;又如劫机者先尽释机上人质,再离开飞机,然后要求当局看在劫机者并未杀害人质、并未炸毁飞机的份上,答允各种条件。祖老太太固然蠢,祖大寿也同样蠢,无怪他后来不降又降,举棋不定,优柔寡断。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皇太极匆忙退兵时,给明朝另一名将孙承宗抄后路,克复了清军退路上的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马世龙、祖大寿等率兵攻来,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兵败。皇太极既惊且怒,乘机追究阿敏的败阵,革了他的贝勒头衔,监禁至死,除了一个重要政敌。皇太极觉得崇祯既杀袁崇焕,又有了议和的机会,于是致书崇祯:
“迩者师旅频兴,互相诛戮,生民罹祸实甚。上天好生之德,我两国当共体之。即我两国之主,以战争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盟诸天地,共结和好,永息干戈,使一国子孙臣庶,奕世获享太平。不然,战争何时止息?两国何由得臻治安耶?故遣使致书议和,惟熟计而明示之。”
又致锦州的守军统帅:
“……今我两国之事,惟和与战,别无他计。和则尔国速受其福,战则尔国被祸,何时可已?尔锦州官员,其传语众官,共相商榷,启迪尔主,急定和议可也。”
清军攻至北京城下,无功而返,皇太极知道这次全军而退,实在侥幸,久战不利,又谋议和,崇祯仍是一贯的傲慢自大,置之不理。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以为门神负责守门,一定安全。当时北京人私下说,贴在大门上的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为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没受过打仗的训练,这些溃军官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十三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
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御史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疑。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覆,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110]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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