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归来记3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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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这封信写得不合礼仪,一公开就会惹恼英国人。我敢打赌,一旦公开此信,不到一周就会发生战争。”
我朋友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交给了首相。
“是的,就是他。”
“你通知了写信人没有?”
“密码电报已经发出了。”
“他也许想让这封信公之于众。”
“不,这个人已经感到这样做操之过急了。一旦公开此信,他自己国家的损失将大于我们英国的损失。”
“既然这样,那么公开此信又于哪些人有利呢?他们为什么要偷走并公布此信呢?”
“这跟国际政治关系有很大关系,整个欧洲是个武装起来的营垒,有两个对抗的军事联盟,而我国保持中立,推行‘均势’政策。如果英国与某个盟国打仗,另一个联盟的各国必然就占了优势。”
“也就是说,这位君主的敌人想得到并公开此信,以使这位君主的国家和大不列颠结仇。”
“是这样的。”
“如果某个敌人得到了这封信,他会交给谁呢?”
“交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高官。”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懊丧地呻吟了一下。首相说:“亲爱的朋友,没有人责备你。福尔摩斯先生,你认为如何办才好?”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先生们,找不到信就意味着战争?”
“很可能。”
“那好,先生们,备战去吧。”
“可是,还是有望找回来的。”
“你们想想,那信是昨晚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偷的,很有可能是七点半才过一点儿的时候,偷信人知道信在箱内于是极早下手了。这种设想成立的话,那么现在信在什么地方呢?他肯定是尽快给了需要的那个人。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找到这封信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这个我也想到了。”
“为了便于调查,我们假设信是女仆或男仆拿走的……”
“他们在我家很多年了,十分可靠。”
“你们睡在二楼,没有直接通到楼外的门,如果有外人走过就会被发现。那么肯定是内贼,可这个内贼把信件交给谁了呢?交给一个国际间谍或是国际特务,我对这些人很熟悉。他们中有三个可算得上头子了。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我们就有一点儿线索了。”
崔洛尼·候普先生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就不会给各国驻伦敦大使馆?”
“这种可能性很小。这些特务是独立完成任务的。他们和大使馆一般是不和的。”
首相点点头。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有理,他一定会亲自把它交给总部。我们还要处理别的事情,有了什么新情况,会告诉你的,并希望你也把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
两位政治家离开了。
客人走后,我朋友思考了好一会儿。打开晨报,我读起了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凶杀案。此时,福尔摩斯叹息一声,站了起来。
他说:“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是谁拿走了这封信。这些人的眼里只有钱,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撑腰。如果他肯卖,我们就买,无论开价多少。这个偷信人,肯定是看看每一家买主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而能冒这种险的人,只有三个: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头找他们。”
我看了我手中的晨报一眼。
“艾秋阿多·卢卡斯?是高道尔芬街的那一位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他昨晚在家里被杀害了。”
他惊异地从我的手中抢过了报纸。下面就是刚才我读过的那段报纸:
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
高道尔芬街十六号,昨天晚上发生一起谋杀案。这是一条位于泰晤士河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的寂静的街道,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在十六号楼房住了许多年。卢卡斯先生,三十四岁,至今未婚,家中有一名女管家和一名男仆。女管家住在阁楼上,很早就睡觉了。男仆外出探亲,当晚也不在家中。晚上十点以后,卢卡斯先生一个人在家中,到了十一点四十五分,巡逻经过这条街的巴瑞特警察,看到十六号的门是半关的。他敲了敲门,无人回答。看到前面的屋子有灯光,他便走进过道又敲门,还是没有声响。于是他推门进去,只见屋里乱七八糟,一把椅子倒在屋子正中央。椅子旁边倒着房主人,一只手抓着椅子腿,心脏被一把刀子刺中,他当时已经死了。杀人的刀子是一把印度匕首。屋内没有丢失贵重物品。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的众多朋友一定会为他的死亡而感到悲伤的。
“华生,你对此事怎么看?”
“纯属巧合。”
“巧合!我刚才所说的三个人中他嫌疑最大了,正在此刻,他却死了。华生,这两件事一定有关系。把它们的关系找出来是现在必须做的。”
“现在警察一定什么都知道了。”
知情。这封信写得不合礼仪,一公开就会惹恼英国人。我敢打赌,一旦公开此信,不到一周就会发生战争。”
我朋友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交给了首相。
“是的,就是他。”
“你通知了写信人没有?”
“密码电报已经发出了。”
“他也许想让这封信公之于众。”
“不,这个人已经感到这样做操之过急了。一旦公开此信,他自己国家的损失将大于我们英国的损失。”
“既然这样,那么公开此信又于哪些人有利呢?他们为什么要偷走并公布此信呢?”
“这跟国际政治关系有很大关系,整个欧洲是个武装起来的营垒,有两个对抗的军事联盟,而我国保持中立,推行‘均势’政策。如果英国与某个盟国打仗,另一个联盟的各国必然就占了优势。”
“也就是说,这位君主的敌人想得到并公开此信,以使这位君主的国家和大不列颠结仇。”
“是这样的。”
“如果某个敌人得到了这封信,他会交给谁呢?”
“交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高官。”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懊丧地呻吟了一下。首相说:“亲爱的朋友,没有人责备你。福尔摩斯先生,你认为如何办才好?”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先生们,找不到信就意味着战争?”
“很可能。”
“那好,先生们,备战去吧。”
“可是,还是有望找回来的。”
“你们想想,那信是昨晚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偷的,很有可能是七点半才过一点儿的时候,偷信人知道信在箱内于是极早下手了。这种设想成立的话,那么现在信在什么地方呢?他肯定是尽快给了需要的那个人。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找到这封信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这个我也想到了。”
“为了便于调查,我们假设信是女仆或男仆拿走的……”
“他们在我家很多年了,十分可靠。”
“你们睡在二楼,没有直接通到楼外的门,如果有外人走过就会被发现。那么肯定是内贼,可这个内贼把信件交给谁了呢?交给一个国际间谍或是国际特务,我对这些人很熟悉。他们中有三个可算得上头子了。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我们就有一点儿线索了。”
崔洛尼·候普先生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就不会给各国驻伦敦大使馆?”
“这种可能性很小。这些特务是独立完成任务的。他们和大使馆一般是不和的。”
首相点点头。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有理,他一定会亲自把它交给总部。我们还要处理别的事情,有了什么新情况,会告诉你的,并希望你也把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
两位政治家离开了。
客人走后,我朋友思考了好一会儿。打开晨报,我读起了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凶杀案。此时,福尔摩斯叹息一声,站了起来。
他说:“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是谁拿走了这封信。这些人的眼里只有钱,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撑腰。如果他肯卖,我们就买,无论开价多少。这个偷信人,肯定是看看每一家买主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而能冒这种险的人,只有三个: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头找他们。”
我看了我手中的晨报一眼。
“艾秋阿多·卢卡斯?是高道尔芬街的那一位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他昨晚在家里被杀害了。”
他惊异地从我的手中抢过了报纸。下面就是刚才我读过的那段报纸:
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
高道尔芬街十六号,昨天晚上发生一起谋杀案。这是一条位于泰晤士河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的寂静的街道,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在十六号楼房住了许多年。卢卡斯先生,三十四岁,至今未婚,家中有一名女管家和一名男仆。女管家住在阁楼上,很早就睡觉了。男仆外出探亲,当晚也不在家中。晚上十点以后,卢卡斯先生一个人在家中,到了十一点四十五分,巡逻经过这条街的巴瑞特警察,看到十六号的门是半关的。他敲了敲门,无人回答。看到前面的屋子有灯光,他便走进过道又敲门,还是没有声响。于是他推门进去,只见屋里乱七八糟,一把椅子倒在屋子正中央。椅子旁边倒着房主人,一只手抓着椅子腿,心脏被一把刀子刺中,他当时已经死了。杀人的刀子是一把印度匕首。屋内没有丢失贵重物品。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的众多朋友一定会为他的死亡而感到悲伤的。
“华生,你对此事怎么看?”
“纯属巧合。”
“巧合!我刚才所说的三个人中他嫌疑最大了,正在此刻,他却死了。华生,这两件事一定有关系。把它们的关系找出来是现在必须做的。”
“现在警察一定什么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