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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辽也常传说广南是妖魔之地,服饰妖,行为妖,说话腔调妖,现在看来。连使用的武器也仿如妖魔临世——刚才你们就在玩火药吧?我原先听说这武器是禁军用来表演地,没想到它威力如此骇人,有此神器后,宋军装神弄鬼的功夫大涨。”
王师儒说“宋军装神弄鬼的功夫大涨”,实际上,他隐含的意思是:宋军保密功夫做的够足,一直忽悠辽国人说火药仅仅用于戏剧表演,为此保密了80余年。没想到它仆一亮相,就克制了辽人引以自傲的骑兵。
赵兴没有解释他的火器与朝廷火器的区别,他表情很谦逊,很老实地回答:“王大人客套了,本官自从领兵以来。百战百胜,唯独在辽国打了一个平手,说起来是本官能力不足,当不起王大人的夸奖。”
赵兴这话貌似谦逊到了极致。但骨子里也是骄傲到了极致。
王师儒嘲笑苏轼喜欢摆弄秧马、龙骨水车、显影液等等“奇技淫巧”,嘲笑宋军装神弄鬼隐藏火器威力。赵兴则“谦逊”的表示:自己自从领兵上阵以来,所向无敌,与他交手过的人不是灭国,就是被他折腾的叫苦连天,但他在黄河岸上“偶然”遭到了辽国正规军的“国家抢劫”,“仓促”之下草草应战……
然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险境下。赵兴却以一支建制不完整的军队,外加几名家丁家将,挡住了辽国数量超出一倍地骑兵,在整个战斗中,他先是展示了阵地战手法,而后又展现了野战、反击战,攻城战。
他所谓的打个平手,是反过来打劫了辽国一个县城。并把这一个县城的百姓都迁往黄河入海口。
这样的战争。对方认为是个平手之战!
这话听的王师儒直想吐,他冷汗淋漓。带着难以置信地目光,似乎无法想象赵兴的无耻,颤颤巍巍的问:“赵大人,以三千散兵游勇,抵御我信安军、崇义军、广顺军三军精锐,相持不下——还以为这是不胜不负,那么,大人想象中的胜利是什么?”
蒋之奇觉得很得意,曹煜张敦礼偷笑。帅范笑得很恶心。蒋之奇看到赵兴调转头,一副“我不告诉你”地模样,他强拉着王师儒岔开话题:“王大人,我初来辽国时,原想不到辽国也有‘师儒’之人,只是辽国的经义解释与我大宋不同……
王大人,我们再讨论一下,你刚才说‘广东妖’,广东之妖,莫过于提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我以为,圣人之学包罗万象,广东虽然有胡乱解释圣人之学的嫌疑,但有一句话我深以为然——文明的力量在于创造,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体现文明进步,否则,就是野蛮与蒙昧。王大人,你以为这个说法如何?”
蒋之奇这个说法实际上在鄙视辽国,因为赵兴在冬至日的三篇讲话中,其中一篇隐隐约约提到:草原游牧民族以破坏与抢劫为主,他们以为“破坏与抢劫”就是文明,而他们的知识总是一代传一代,就像是飞禽走兽那样,将知识“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只有退化没有进化。
赵兴在冬至日“释菜先师”演讲中,对于“破坏者”以及亦步亦规的“学习者”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他认为草原落后民族进入中原,就是一群蝗虫,他们是来学习地,学习中原文明的文化。然而,在他们没有学会“创造”之前,他们禁止别人“创造”,并把这个当作传统,谁胆敢进行创造,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大忌,他们会聚集起来谩骂对方说“违反传统”——当然,在这里他们采用省略大法,真正想说的是“违反了草原民族一贯破坏不建设的传统”,简称“违反传统”。
他们不允许任何革新与改造——这就是赵兴所说的“自己要当禽兽,还不允许别人不做禽兽”。
赵兴的新儒学观念在大宋提出的时候,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初,读书人对广南“指射之地”兴起地学术不屑一顾,但朝廷大臣对这片“国家财赋根本”是极度重视地,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态度。章惇在任期间,极力压制反对意见,淡化广南学术地影响,借助新党排斥异己的残酷手段,当时,整个大宋境内无人敢跳出来攻击。
然而,任谁都没有想到这种学术的强大生命力。大宋刚好处于商业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候。与商业文明配套的理论却一片空白。赵兴的新理论披着儒学的壳,谈得是文人最感兴趣地“立身立德立言”,并很具体的讲出了做法——这恰好填补了商业理论的空白。
随着广南商贸的发展,这一理论迅速传播至全国各地。不过,目前似乎有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兆头,对苏轼最崇拜的高丽与倭国获得这一理论如获珍宝,奉行不误。而大宋内部的文人学子则根据自己个人喜好,暗自对赵兴的主张做出评价——有辱骂者。也有立即身体力行,开始通过耕读、经商“立身”。
但这套理论中,无论何人,都对赵兴辱骂夷狄地言论深表赞同,一副“我心戚戚焉”的感觉。
宋代是讲究传承的。宋代在军事上薄弱,武力上比不过拥有百万战马的辽国,连弱小的西夏都来欺负大宋。因此宋王朝为了证明自己地正朔,格外推崇正统。现代的三国演义中。视弱小的刘备为正义象征的概念就是在宋朝形成地——刘备是汉室正统,他虽然弱小,仿佛与宋代的军事窘迫相似,但他代表华夏的正统,所以汉人推崇他。
夫子曾曰:“夷狄之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之入夷狄,则夷狄之。”王师儒就是一个深入夷狄的华夏。按照圣人的说法,他也是一个左衽的夷狄,这样的人物谈论儒学,那是对儒学的侮辱。蒋之奇说辽人对儒学地解释不同,又说“唯有创造才能体现文明”,实际上是赞同了赵兴对辽国儒学的否定。
蒋之奇这厮不愧是个“专业言论攻击者”,他拐弯抹角一通谩骂,王师儒身为辽国学问大家。竟然全无察觉其中的语言陷阱。他生气的反驳:“宋国出的《五经新义》。我辽国都已经搜集到了,细究起来。其中的观点与我辽国没什么不同。
在下以为,我辽国唯独没有王安石,也不会把苏学士贬往岭南,除此之外,你宋国有的学术,我大辽也都有相似之处,只广东儒学……嘿嘿,有苏学士在,有刘挚相公参谋,还有刘安世、范祖禹勘定……这些昔日贤者埋头学问,创造出广南‘新儒学术’,譬如司马相公当日做《资治通鉴》,我大辽倒不便评价。
嗯,我听说《资治通鉴》查禁了,唯独没想到,宋国竟然也对广东儒学另有看法,不知蒋大人能否与我说说新意?”
王师儒说广南新儒是那些贬谪贤者创造,只字不提赵兴。这点赵兴倒不计较,他名气不如那些贬谪高官显赫,远不到开宗立派创新学术的地步,自然很满意能躲在前辈大贤地阴影下乘凉。所以他听了不仅不解释,反而一阵欣慰。
但他没想到,反而是王师儒对广南新儒一副推崇地神态,本国同胞蒋之奇则语含讥讽。
王师儒这段话是采用儒生那种吞吞吐吐,含而不露的说话方式解说地,这种说话方式在当时称之为“文雅”,实际上,这话要用现代语言解释,其中隐含着几个对宋朝庭隐隐的不服与指责。
王师儒的反击主要在几点上,第一是指责王安石,他认为辽国没有这样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却利用改革作为名义排斥异己,以攫取最大权力的祸国之臣;其二,他自认辽国再不济,也不会将一位卓有才华的人贬谪到一块必死之地,心怀恶毒的等待该人的死讯。
最后,他点出了广东新学背后那些前辈大臣们,隐隐指出,以蒋之奇的名望,尚没有资格臧否那些前辈名臣的行为。
而他这番话另一层意思也是暗示蒋之奇:广南有今日的兴盛,是因为那些前辈贤能都汇聚在一地,是他们的才华造就了广南,原本这些人的才能都是丞相之才,现在这些人合力治理广东一地,其中所呈现的能量可想而知。因此,南京道败于广南之手,不是自己无能,实在是敌人过于强大。
与之相对的是,宋朝庭将这样的治国之才贬往南方,使他们一个个横死在岭南荒蛮之地,这说明大宋朝依旧不值得辽国君臣正眼看待,说明大宋读书人所秉承的儒学原则不见得正确,反而在广南一地新兴起的那种儒学有一定看头。
王师儒处身辽国,未免沾染上辽人崇拜强者,屈服于强者的心态。广东南路以一路之力,在一场遭遇战中与南京道打了个平手,所以辽国人是不容贬低广东南路的,因为广东南路越是强悍,南京道败的越有面子。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王师儒竭力推崇广东南路的学问,认为正是这些前代大贤都贬谪到了广东南路,使得广南的实力膨胀,并以自己的人文荟萃抗衡辽国南京道。而南京道以一路之力,对抗隐藏在广东南路的背后的那些前任丞相、宰辅,外加一个才华横世的苏学士,竟然能打个平手,这说明,南京道实力并不弱,败得也不冤。
出于自己的立场,王师儒也不愿大宋君臣醒悟,所以他并不希望大宋在全国推行广南的理政策略,所以他对广南的夸奖含而不露,偏重点在于讽刺大宋君臣的昏聩,言语之中,只是轻轻点出苏轼等人的身份,对蒋之奇稍加讽刺而已。
蒋之奇听懂了,在擅长语言斗争的蒋之奇面前,王师儒那套学自草原的政坛斗争术,在蒋之奇面前是小儿科,他哈哈一笑,反击犀利:“广东新学认为,人也分三六九种,其中‘人上人’是创造者,他们因创造而居于人上,而其他人只是学习者,他们主管复述与记录。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祸害’,‘人形病毒’。
王大人不知广东新学的究竟,不如本官来给你讲解一下……”
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师儒隐约有抬高广东学问的企图,蒋之奇就让他知道这学问中对胡人的鄙视……这两人的争执正中赵兴下怀,他全无劝阻,使劲怂恿蒋之奇寻找专业辩论场所。结果,蒋之奇立刻拖着王师儒离开了武器试验场,两人一路走,一路神色激动,风中还隐隐传来两人争论的声音。
我大辽也常传说广南是妖魔之地,服饰妖,行为妖,说话腔调妖,现在看来。连使用的武器也仿如妖魔临世——刚才你们就在玩火药吧?我原先听说这武器是禁军用来表演地,没想到它威力如此骇人,有此神器后,宋军装神弄鬼的功夫大涨。”
王师儒说“宋军装神弄鬼的功夫大涨”,实际上,他隐含的意思是:宋军保密功夫做的够足,一直忽悠辽国人说火药仅仅用于戏剧表演,为此保密了80余年。没想到它仆一亮相,就克制了辽人引以自傲的骑兵。
赵兴没有解释他的火器与朝廷火器的区别,他表情很谦逊,很老实地回答:“王大人客套了,本官自从领兵以来。百战百胜,唯独在辽国打了一个平手,说起来是本官能力不足,当不起王大人的夸奖。”
赵兴这话貌似谦逊到了极致。但骨子里也是骄傲到了极致。
王师儒嘲笑苏轼喜欢摆弄秧马、龙骨水车、显影液等等“奇技淫巧”,嘲笑宋军装神弄鬼隐藏火器威力。赵兴则“谦逊”的表示:自己自从领兵上阵以来,所向无敌,与他交手过的人不是灭国,就是被他折腾的叫苦连天,但他在黄河岸上“偶然”遭到了辽国正规军的“国家抢劫”,“仓促”之下草草应战……
然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险境下。赵兴却以一支建制不完整的军队,外加几名家丁家将,挡住了辽国数量超出一倍地骑兵,在整个战斗中,他先是展示了阵地战手法,而后又展现了野战、反击战,攻城战。
他所谓的打个平手,是反过来打劫了辽国一个县城。并把这一个县城的百姓都迁往黄河入海口。
这样的战争。对方认为是个平手之战!
这话听的王师儒直想吐,他冷汗淋漓。带着难以置信地目光,似乎无法想象赵兴的无耻,颤颤巍巍的问:“赵大人,以三千散兵游勇,抵御我信安军、崇义军、广顺军三军精锐,相持不下——还以为这是不胜不负,那么,大人想象中的胜利是什么?”
蒋之奇觉得很得意,曹煜张敦礼偷笑。帅范笑得很恶心。蒋之奇看到赵兴调转头,一副“我不告诉你”地模样,他强拉着王师儒岔开话题:“王大人,我初来辽国时,原想不到辽国也有‘师儒’之人,只是辽国的经义解释与我大宋不同……
王大人,我们再讨论一下,你刚才说‘广东妖’,广东之妖,莫过于提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我以为,圣人之学包罗万象,广东虽然有胡乱解释圣人之学的嫌疑,但有一句话我深以为然——文明的力量在于创造,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体现文明进步,否则,就是野蛮与蒙昧。王大人,你以为这个说法如何?”
蒋之奇这个说法实际上在鄙视辽国,因为赵兴在冬至日的三篇讲话中,其中一篇隐隐约约提到:草原游牧民族以破坏与抢劫为主,他们以为“破坏与抢劫”就是文明,而他们的知识总是一代传一代,就像是飞禽走兽那样,将知识“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只有退化没有进化。
赵兴在冬至日“释菜先师”演讲中,对于“破坏者”以及亦步亦规的“学习者”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他认为草原落后民族进入中原,就是一群蝗虫,他们是来学习地,学习中原文明的文化。然而,在他们没有学会“创造”之前,他们禁止别人“创造”,并把这个当作传统,谁胆敢进行创造,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大忌,他们会聚集起来谩骂对方说“违反传统”——当然,在这里他们采用省略大法,真正想说的是“违反了草原民族一贯破坏不建设的传统”,简称“违反传统”。
他们不允许任何革新与改造——这就是赵兴所说的“自己要当禽兽,还不允许别人不做禽兽”。
赵兴的新儒学观念在大宋提出的时候,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初,读书人对广南“指射之地”兴起地学术不屑一顾,但朝廷大臣对这片“国家财赋根本”是极度重视地,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态度。章惇在任期间,极力压制反对意见,淡化广南学术地影响,借助新党排斥异己的残酷手段,当时,整个大宋境内无人敢跳出来攻击。
然而,任谁都没有想到这种学术的强大生命力。大宋刚好处于商业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候。与商业文明配套的理论却一片空白。赵兴的新理论披着儒学的壳,谈得是文人最感兴趣地“立身立德立言”,并很具体的讲出了做法——这恰好填补了商业理论的空白。
随着广南商贸的发展,这一理论迅速传播至全国各地。不过,目前似乎有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兆头,对苏轼最崇拜的高丽与倭国获得这一理论如获珍宝,奉行不误。而大宋内部的文人学子则根据自己个人喜好,暗自对赵兴的主张做出评价——有辱骂者。也有立即身体力行,开始通过耕读、经商“立身”。
但这套理论中,无论何人,都对赵兴辱骂夷狄地言论深表赞同,一副“我心戚戚焉”的感觉。
宋代是讲究传承的。宋代在军事上薄弱,武力上比不过拥有百万战马的辽国,连弱小的西夏都来欺负大宋。因此宋王朝为了证明自己地正朔,格外推崇正统。现代的三国演义中。视弱小的刘备为正义象征的概念就是在宋朝形成地——刘备是汉室正统,他虽然弱小,仿佛与宋代的军事窘迫相似,但他代表华夏的正统,所以汉人推崇他。
夫子曾曰:“夷狄之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之入夷狄,则夷狄之。”王师儒就是一个深入夷狄的华夏。按照圣人的说法,他也是一个左衽的夷狄,这样的人物谈论儒学,那是对儒学的侮辱。蒋之奇说辽人对儒学地解释不同,又说“唯有创造才能体现文明”,实际上是赞同了赵兴对辽国儒学的否定。
蒋之奇这厮不愧是个“专业言论攻击者”,他拐弯抹角一通谩骂,王师儒身为辽国学问大家。竟然全无察觉其中的语言陷阱。他生气的反驳:“宋国出的《五经新义》。我辽国都已经搜集到了,细究起来。其中的观点与我辽国没什么不同。
在下以为,我辽国唯独没有王安石,也不会把苏学士贬往岭南,除此之外,你宋国有的学术,我大辽也都有相似之处,只广东儒学……嘿嘿,有苏学士在,有刘挚相公参谋,还有刘安世、范祖禹勘定……这些昔日贤者埋头学问,创造出广南‘新儒学术’,譬如司马相公当日做《资治通鉴》,我大辽倒不便评价。
嗯,我听说《资治通鉴》查禁了,唯独没想到,宋国竟然也对广东儒学另有看法,不知蒋大人能否与我说说新意?”
王师儒说广南新儒是那些贬谪贤者创造,只字不提赵兴。这点赵兴倒不计较,他名气不如那些贬谪高官显赫,远不到开宗立派创新学术的地步,自然很满意能躲在前辈大贤地阴影下乘凉。所以他听了不仅不解释,反而一阵欣慰。
但他没想到,反而是王师儒对广南新儒一副推崇地神态,本国同胞蒋之奇则语含讥讽。
王师儒这段话是采用儒生那种吞吞吐吐,含而不露的说话方式解说地,这种说话方式在当时称之为“文雅”,实际上,这话要用现代语言解释,其中隐含着几个对宋朝庭隐隐的不服与指责。
王师儒的反击主要在几点上,第一是指责王安石,他认为辽国没有这样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却利用改革作为名义排斥异己,以攫取最大权力的祸国之臣;其二,他自认辽国再不济,也不会将一位卓有才华的人贬谪到一块必死之地,心怀恶毒的等待该人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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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这番话另一层意思也是暗示蒋之奇:广南有今日的兴盛,是因为那些前辈贤能都汇聚在一地,是他们的才华造就了广南,原本这些人的才能都是丞相之才,现在这些人合力治理广东一地,其中所呈现的能量可想而知。因此,南京道败于广南之手,不是自己无能,实在是敌人过于强大。
与之相对的是,宋朝庭将这样的治国之才贬往南方,使他们一个个横死在岭南荒蛮之地,这说明大宋朝依旧不值得辽国君臣正眼看待,说明大宋读书人所秉承的儒学原则不见得正确,反而在广南一地新兴起的那种儒学有一定看头。
王师儒处身辽国,未免沾染上辽人崇拜强者,屈服于强者的心态。广东南路以一路之力,在一场遭遇战中与南京道打了个平手,所以辽国人是不容贬低广东南路的,因为广东南路越是强悍,南京道败的越有面子。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王师儒竭力推崇广东南路的学问,认为正是这些前代大贤都贬谪到了广东南路,使得广南的实力膨胀,并以自己的人文荟萃抗衡辽国南京道。而南京道以一路之力,对抗隐藏在广东南路的背后的那些前任丞相、宰辅,外加一个才华横世的苏学士,竟然能打个平手,这说明,南京道实力并不弱,败得也不冤。
出于自己的立场,王师儒也不愿大宋君臣醒悟,所以他并不希望大宋在全国推行广南的理政策略,所以他对广南的夸奖含而不露,偏重点在于讽刺大宋君臣的昏聩,言语之中,只是轻轻点出苏轼等人的身份,对蒋之奇稍加讽刺而已。
蒋之奇听懂了,在擅长语言斗争的蒋之奇面前,王师儒那套学自草原的政坛斗争术,在蒋之奇面前是小儿科,他哈哈一笑,反击犀利:“广东新学认为,人也分三六九种,其中‘人上人’是创造者,他们因创造而居于人上,而其他人只是学习者,他们主管复述与记录。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祸害’,‘人形病毒’。
王大人不知广东新学的究竟,不如本官来给你讲解一下……”
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师儒隐约有抬高广东学问的企图,蒋之奇就让他知道这学问中对胡人的鄙视……这两人的争执正中赵兴下怀,他全无劝阻,使劲怂恿蒋之奇寻找专业辩论场所。结果,蒋之奇立刻拖着王师儒离开了武器试验场,两人一路走,一路神色激动,风中还隐隐传来两人争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