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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娘，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永远带走了她那些“嗯”。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枯槁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部，正在处理她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吓白菜呵？人民政府是好吓的吗？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一番话，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有她扑通一声跪下去，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几个响头。
在场的两个妇人急急上去拉扯她，劝了好一阵，她还是泪光满面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哭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连怕事的兄弟也不能帮上一把)。在我看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恸，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要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漫生绿苔，洞口里透出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壁洞，上方还留有一团团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防空洞，是当年其他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被两块木板遮挡，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的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煞
马桥女人的格一般来自男人。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夫家有格即自己有格，夫家失格即自己失格；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格主要取决于父亲，没有父亲以后，格就随其兄长。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那一次在修公路的工地上，各村来的民工赶任务，抢工具、抢土方、抢饭抢菜，兵荒马乱的。呼呼的寒风卷起一浪浪尘土，天上地下浊黄一片。担土的夯地的拉车的，全被风刮得绰绰约约，活像光照不足的皮影子戏，不辨老少。
工地上没有女人，民工都是随地大小便。我刚刚抖完最后两滴尿，看见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方和打灰线，其中一个穿着旧军装，棉帽包住头，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正操一根竹竿，指挥另外两个人跑来跑去地拉线。那人在风声和高音喇叭干扰下，用力喊了些什么，见对方没听见，就放下竹竿自己跑过去，把横在灰线上的一块大石头掀下坡去。我当时对这人的力气颇为佩服：要是换上我，起码也得再喊个人来帮帮手吧。
复查一见那人，就有点紧张，搓着手说：“你看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吧？”
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骗谁呢？去，再夯两轮。”
复查睁大眼，“我们都夯过五轮了。”
“那你们还是人？来挠痒的是吧？来捉蚊子的是吧？”
一句话呛得我们没脾气。
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取铁丝，一路上听到别人叫他“万部长”。一般来说，这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哝一句，没想到竟让几米开外的万部长听到了。对方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逼人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算是一个无声警告。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回击是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碰到这号阎王爷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哇，这姓万的原是女流！事情是这样：我那同伴去厕所，恰逢姓万的从厕所出来，发现她摘了棉帽，一头黑长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那同伴惊讶得发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告。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某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不仅话音粗，喝酒也抡大杯，巾帼不让须眉。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饭桌前，不论她如何像男人，你的眼里还是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民办教师，也当过公社团委书记，下田可犁田，上山可砍树，还在农机厂驾过拖拉机。应该承认，她摘下棉帽子以后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明快的眼风，下颏的线条特别有力。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刃在草料中砍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整个冬天一起修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出过“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叫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的意思，通“杀”；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煞尾”。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大姐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一。
在这样一股煞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她碰到我就像碰到空气，眼光从我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也只是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做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留下的种，所以当年有人偷偷拿钱供她读高中。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在“文革”中是县城里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蹲过大牢，还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山红快三十了还没谈婚论嫁，是因为她的对象是空军军官，可惜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传闻。她在传闻中流失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的肤色暗淡。有一次我看见她带着几个人来搞测量，为溪水改道做准备。我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背都有些驼了。
几个不正经的后生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歌来挑逗她。见她充耳不闻，便以污言秽语报复：
“哼，摆什么格呢？也没见攀上什么高枝呵。”
“你以为还是什么红花女？肯定早就成了军用品。要不nai子何事有这样大？”
“莫看她装正经，我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想男人。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屁股翘翘的，那还不是母狗起草？”
一阵浪笑。
她装作没听见。
马桥的兆青也在地上锄棉花，取笑那几个后生，说你们发了花癫呵，搞到万姑娘头上去了，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人家是书记，是部长，好高的格，未必还嬲得进？未必还生得崽？
言下之意，格只是男人用物，一旦套到女人头上，这个女人就算不得女人了，至少算不得纯粹女人了，不宜后生们去下流。进一步说，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对传宗接代大都可能大有威胁。
不能说兆青的这些话有什么道理。但万山红确实一直守身未嫁，到我离开马桥的时候，她还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听说一年多以后，她的亲生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官复原职，把她接到城里去，让她进了甘肃省一个国营大工厂。大家都不知后事如何。
。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娘，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永远带走了她那些“嗯”。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枯槁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部，正在处理她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吓白菜呵？人民政府是好吓的吗？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一番话，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有她扑通一声跪下去，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几个响头。
在场的两个妇人急急上去拉扯她，劝了好一阵，她还是泪光满面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哭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连怕事的兄弟也不能帮上一把)。在我看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恸，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要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漫生绿苔，洞口里透出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壁洞，上方还留有一团团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防空洞，是当年其他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被两块木板遮挡，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的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煞
马桥女人的格一般来自男人。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夫家有格即自己有格，夫家失格即自己失格；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格主要取决于父亲，没有父亲以后，格就随其兄长。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那一次在修公路的工地上，各村来的民工赶任务，抢工具、抢土方、抢饭抢菜，兵荒马乱的。呼呼的寒风卷起一浪浪尘土，天上地下浊黄一片。担土的夯地的拉车的，全被风刮得绰绰约约，活像光照不足的皮影子戏，不辨老少。
工地上没有女人，民工都是随地大小便。我刚刚抖完最后两滴尿，看见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方和打灰线，其中一个穿着旧军装，棉帽包住头，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正操一根竹竿，指挥另外两个人跑来跑去地拉线。那人在风声和高音喇叭干扰下，用力喊了些什么，见对方没听见，就放下竹竿自己跑过去，把横在灰线上的一块大石头掀下坡去。我当时对这人的力气颇为佩服：要是换上我，起码也得再喊个人来帮帮手吧。
复查一见那人，就有点紧张，搓着手说：“你看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吧？”
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骗谁呢？去，再夯两轮。”
复查睁大眼，“我们都夯过五轮了。”
“那你们还是人？来挠痒的是吧？来捉蚊子的是吧？”
一句话呛得我们没脾气。
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取铁丝，一路上听到别人叫他“万部长”。一般来说，这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哝一句，没想到竟让几米开外的万部长听到了。对方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逼人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算是一个无声警告。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回击是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碰到这号阎王爷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哇，这姓万的原是女流！事情是这样：我那同伴去厕所，恰逢姓万的从厕所出来，发现她摘了棉帽，一头黑长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那同伴惊讶得发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告。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某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不仅话音粗，喝酒也抡大杯，巾帼不让须眉。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饭桌前，不论她如何像男人，你的眼里还是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民办教师，也当过公社团委书记，下田可犁田，上山可砍树，还在农机厂驾过拖拉机。应该承认，她摘下棉帽子以后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明快的眼风，下颏的线条特别有力。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刃在草料中砍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整个冬天一起修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出过“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叫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的意思，通“杀”；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煞尾”。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大姐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一。
在这样一股煞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她碰到我就像碰到空气，眼光从我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也只是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做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留下的种，所以当年有人偷偷拿钱供她读高中。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在“文革”中是县城里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蹲过大牢，还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山红快三十了还没谈婚论嫁，是因为她的对象是空军军官，可惜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传闻。她在传闻中流失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的肤色暗淡。有一次我看见她带着几个人来搞测量，为溪水改道做准备。我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背都有些驼了。
几个不正经的后生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歌来挑逗她。见她充耳不闻，便以污言秽语报复：
“哼，摆什么格呢？也没见攀上什么高枝呵。”
“你以为还是什么红花女？肯定早就成了军用品。要不nai子何事有这样大？”
“莫看她装正经，我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想男人。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屁股翘翘的，那还不是母狗起草？”
一阵浪笑。
她装作没听见。
马桥的兆青也在地上锄棉花，取笑那几个后生，说你们发了花癫呵，搞到万姑娘头上去了，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人家是书记，是部长，好高的格，未必还嬲得进？未必还生得崽？
言下之意，格只是男人用物，一旦套到女人头上，这个女人就算不得女人了，至少算不得纯粹女人了，不宜后生们去下流。进一步说，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对传宗接代大都可能大有威胁。
不能说兆青的这些话有什么道理。但万山红确实一直守身未嫁，到我离开马桥的时候，她还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听说一年多以后，她的亲生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官复原职，把她接到城里去，让她进了甘肃省一个国营大工厂。大家都不知后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