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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遐迩的赌棍，他之所以那么积极地去“制止”赌博并非出于保护春耕的目的，而是同我父亲一样想把在我家打麻将的人叫到他家去赌！那个时候，谁家比谁家也强不了多少，而且他们家的人更多，负担更重。
据目击者和当时在桌子上打麻将的人讲，那个生产队长当天喝过酒，也就是说，当时他已经失去理智。当他第一次闯进家中把麻将扬在院里之后，父亲和玩麻将的人们谁也没有吭气，但也没有离去，等生产队长走了之后，几个人耐心地把撒在院里的麻将一块一块拣了回来，重新投入了战斗。如果生产队长不再卷土重来或者父亲他们就此收摊也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问题是双方都没有这样做。生产队长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次闯了进来，手里扬麻将，嘴里还骂骂咧咧，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的父亲，终于果断地从风匣板下面抽出了菜刀，毫不犹豫地向生产队长的头颅砍了过去，一连砍了十几刀。我想生产队长之所以没有丧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口菜刀太钝且上面有好几个豁口；二是父亲年纪大了，毕竟是年岁不饶人啊。也有人把生产队长能活下来的原因归功于抢救得及时和大夫的技术高明，不管是哪种原因起了作用，反正没有多久，生产队长便频频出现在村里的大街上。凑巧的是，生产队长的儿子以及那个大夫的儿子都曾经是我的同班同桌的同学。
父亲穿着那身铁灰色的洋布衣服在一九六九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回到了村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嘴里的新名词多了，跟人说话也和气多了，这功劳完全归功于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成功的改造政策和农场领导谆谆的教导。
父亲的身体很好，回来之后几乎天天上地参加劳动，如果有事总要向生产队的领导请假。父亲在地里常常跟人们谈起监狱里的事，当然，绝对是正面宣传，里面的生活如何如何好，纪律怎么怎么严，等等。六十三岁的父亲在进人花甲之年后竟然学会了做鞋。父亲纳的鞋底那才叫绝，那鞋底简直成了工艺品，针脚十分均匀，真是横看是行，竖看也是行，用两只手握住鞋底的两头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扳成弓形。父亲纳鞋底跟村里的女人们不一样，不是单纯地用手，而是借助于木头夹板，父亲把鞋底夹在两块板子中间，用锥子扎一下，拿针穿一下，既省力气又节约时间，在人们的一片赞扬声中，飞针引线，颇为得意。每当有人夸他的手时，接近古稀之年仍然耳不聋眼不花纳鞋底不用戴眼镜的父亲的面部生动得很，上上下下写满了得意，那样子同一个孩子没有多大区别。父亲给集体干活时很卖力气，有时竟同年轻人们比试。在我们老家，撒羊粪是最苦重的活儿，可父亲跟年轻人一样挑起了箩头，一担就是一天。那天晚上回到家，父亲连饭也没吃水也没喝，躺在炕上哼哼呀呀叫个不停，我劝他以后再别逞这个能，谁知父亲霍地坐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尖好一顿训斥：年年轻轻就是这种思想，以后可得好好学习老三篇，认真改造世界观，像林副统帅一样，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当真正的革命派。说完又躺在炕上哼唧起来，一直哼到半夜我睡着以后。第二天，我说给他请个假，没想到他不领这个情，反而瞪了我一眼：革命战士轻伤不下火线，我既没病又没伤为什么要请假？说着担起了箩头一拐一拐走了。
这篇小说开始写得很顺利，前边的七千多字只用了三个小时。没想写到这里给卡了壳。原因是我记不起父亲和村里当时的支部书记发生争执时说了一句什么话，而这句话至关重要，可我想了一个下午又半个晚上还是没想起来，无奈，只好求助于父亲。临睡前，我默默地向父亲祈祷，希望父亲帮助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第二天醒来，我的脑子里依然是一片空白。穿衣服中间，妻醒了，妻睁开朦胧的双眼，跟我说，你猜我梦见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妻说我梦见了你的父亲。我以为她开玩笑，便说，你知道我父亲长得什么样子？妻说，你父亲中等个子，胖乎乎的，白胡白鬓白头发，长的络腮胡，走起路来有点像企鹅。妻子说得很像。父亲的腿有点罗圈，走起路来左右摇摆，确实跟企鹅有点相似。妻子还告诉我，好像父亲还特意叮咛他跟刘什么争执是因为一句没有共产党就妻子的话唤醒了我的记忆，没等妻子说完，我飞快地穿好了衣服，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写出了以下的文字。
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之后，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到大队去看全村仅有的三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邮递员图省事，常常把报纸搁在大队门口的代销店里。代销店的代销员姓刘，叫刘大头，还是个党员，年纪有四十来岁。那天，父亲照例又去了代销店，父亲拿着一张报纸，在那个冬天的早晨里倚在代销店外边的柜台上，一边看一边念叨：没有共产党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风不偏不倚窜进了父亲正张开的口中，噎得父亲打了个喷嚏，念拉了后半句那一个平时无关紧要现在无比重要的“没”字。那会儿，眼前再没有别人，父亲当时也没在意，看了一会儿就回了家。
晚上刚吃过饭，大队的高音喇叭就叫了起来，通信员在喇叭里喊：全体党员团员基干民兵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大队开会。前边说过，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未能成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但因为我学毛选学得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出席过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且参加过县里的讲用会，大队破例吸收我为基干民兵，允许我参加每天早上的民兵训练和青年突击队。听到喇叭里的通知，我正要出门，大队的通信员来了，通信员跟父亲说，司马大哥，大队让你马上去学校开会。我父亲一听让他去开会。简直有点受宠若惊，边穿鞋边用袖子擦汗，嘴里忙不迭地说好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我和父亲其实都很傻很笨，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大队要开什么会，为什么还要让父亲这样的人去参加，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而是刚刚才释放了二年的劳改员。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在小刀般割得人生痛的朔风中疾步来到学校的教室里。父亲还没进门就让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一边一个给扭了进去，这时我才注意到教室的正面贴着一块块白纸，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批判大会。从那天起，父亲成了“双料”的反革命，成了村里批判的重点对象，成了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教育的反面教材.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从那天开始，我也被清理出基干民兵的队伍。
那天的批判会开得很严肃。批判会由在我们村蹲点的工作组的老程主持，主要发言人是代销店的刘大头。刘大头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上台揭发了我父亲当伪村长时用村里人的钱去孝敬日本人和勾子军，给他们吃肉给他们喝酒，解放后也不向政府坦白交待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从劳改队出来后，假装积极，蒙蔽和欺骗广大革命群众，但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狐狸的尾巴终于又露了出来：司马谨今天竟公开叫嚣“没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其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把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完之后，就带头呼起了口号，那响亮的口号声震得教室嗡嗡响，震得人的耳膜隐约作痛，那口号声穿过门窗穿透墙壁，在寒夜里经久不息地飘荡
批判会结束后，我搀着父亲慢慢地向家中走去。几年来，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同情过父亲。对于父亲，我原来的怨气让强烈的同情心给融化了。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其说是搀扶，倒不如说是背着更确切些。在近四个小时的批判会上，父亲一言不发，既没有解释也未做分辩，他昂头挺胸，很平静很认真很仔细很坦然地听着刘大头的批判发言，那一双大眼睛透出两束灼人的光，那目光穿透刘大头的身躯，射向他的心脏，让前年患肺癌死去的刘大头不寒而栗。去年我回老家后听说他身患绝症就去家里看他，躺在炕上不能起坐的刘大头没想到我会去看他，混浊的老泪在刀条般的老脸上乱窜，讪讪地跟我解释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批判会。我劝他好好养病，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那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人都患了病，都变成了非人，不能全怪你。
父亲回到家中之后，让我睡在他身边，用从来也没有过的非常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三件事：第一件是刘大头的父亲就是我父亲的前任村长，这家伙是个心狠手毒奸诈贪婪的人，他从老百姓口袋里搜刮上钱财，一部分应付了日本人和勾子军，另一部分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里，父亲一气之下当了村长就等于断了他的财路，他能甘心吗？他怀疑日本人用刺刀捅他就是这家伙捣的鬼。第二件是那天念报纸时让风给呛了一口，他也记不清念没念那个“没”字，即使没念也不是有意的，更不是要反对共产党。刘大头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一方面向工作组显示自己的积极，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这就叫一箭双雕。事实上刘大头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他没几天就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爹那几年把你爷爷留下的家产都踢腾完了，也没给你们留下一点，爹对不住你。不过，请你相信，爹没有胡花过一分，这些钱打发你奶奶用去一部分，你姑姑出嫁花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爹给了一个当兵的，他跟咱们家还沾点亲，听说去了台湾，也不知到现在还在不在人世。那时候他说他是筹集资金购买军火，准备成立抗日游击队，爹给他说得动了心，就糊里糊涂把几百块大洋给了人家。父亲说到这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爹对不住你们，让你们跟上爹少吃没穿不说，还得没完没了“窜房檐”爹唉了一声，眼泪如同溪水淌进了布满白色胡须的脸庞。
父亲在二十多年前说过的话，我至今铭记在心，这些话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包括我的妻子和儿女。我相信父亲的话，作为父亲惟一的儿子，我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去对他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更何况他早已作古。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极少能见到他愁眉不展的样子，有时候母亲为无粮或者无钱而叨叨时，父亲总是打趣地说，你就会说没有，你就不会说个有字？亲眼目睹父亲发愁或者气愤的样子，在与父亲相处的二十二年中（其中有六年父亲是在劳改农场度过的）仅有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得知我考上中学而被别人顶了，另一次是父亲因为念报纸被批判时，最后一次是母亲生我妹妹时生了一天一夜还没生下来。我们村依山傍水，村后是黄土丘陵，村前有一条长流不息的小河，全村不到七百人，人均四亩水地五亩坡地，是远近闻名的“十八村水地”之一。按说，天旱有水地，雨涝有坡地，村里的农民应该是不愁吃不愁穿，可从我记事起到七二年参加工作离开那里，村子里的人们没过过几天好光景。到春天，村里有一多半人圪夹着口袋到外村投亲戚找朋友借粮食度日月。春天借粗粮，夏天还细粮，或者春天借一斗，秋天还一斗五升，就这还得跟人家说好话，还得领人家的情。到了冬天，因为买不起煤，许多人便成群结队口袋里揣几个窝头在鸡叫了头遍后就陆陆续续朝三十多里的马投崖走去。
有一次，父亲背着山柴在过“十八盘”的时候让风给刮下十几丈深的悬崖，也是命不该绝，正好落在了半山中间的树丛中，只是脸上和腿上擦破点皮。谈起这件事。父亲好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幽默故事，父亲说，他正走得有点累了，一股大风吹来，他感到忽忽悠悠飞向天空，刚飞了没多大功夫，忽然又觉得身子往下坠，睁眼一看，下面是十几丈深的沟，当时确实有点怕，就在这时，如来佛伸出了一只大手把他救了下来，要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天阎王爷就给咱结算了伙食了。
父亲有一张很富态的脸，已进入古稀之年，脸上仍然有红似白，说话干脆响亮，遇事反应敏捷。一九七二年农历三月初三晨，七十二岁的父亲穿得整整齐齐，高高兴兴离开了家，父亲是坐一辆毛驴拉的平车去崞阳镇的，那辆车是给队里去拉化肥的。中午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也没往其他地方想，父亲走时坐拉化肥的车，回米时也应该坐拉化肥的车，既然拉化肥的车没有回来，父亲没有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下午，我正在官道上刨粪，那个用来沤粪的坑很大，里面放着切碎的玉米秆和高粱秆再加上发酵用的生骡马粪以及一层一层黄土，我们十几个人正在干活，听到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喊我的名字。我放下手中的铁叉子去了大队，通信员对我说，从原平来了电话，你爹病死在医院里，让你们用平车去拉。
父亲是从崞阳镇去的原平，父亲去原平的目的是去找我的姑表兄。那时候，姑表兄在县里一个局当着干部，听说父亲刚到县革委的门口还没找到我的姑表兄就感到心口疼得很厉害。一个认识姑表兄的人用自行车把他推到医院，那个小护士得知是姑表兄的舅父后很痛快地给父亲打了一针。这一针打过之后，父亲便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了却了自己平凡而充满艰辛的一生，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当我们赶着平车到了医院，奔波劳累了一生的父亲已经在那间充满温馨的白色的房子里静静地躺了五六个小时，父亲太累了，因此睡得挺死，任我们怎么哭喊他都不答应。
父亲是个农民，但他却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县城最好的医院里。或许父亲那天就有预感，否则他为什么刻意打扮一番穿上了惟一的一身新衣服，临走时照着镜子把满脸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
父亲走了，走得不明不白，走得无声无息，走得干干净净，父亲选择这种方式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父亲走了，走得心平气和，走得无牵无挂，走得匆匆忙忙，什么也没有留下，包括一个字，一句话。
父亲去世大约四个多月，靠在煤矿当工人的哥哥的拉引和在公社担任副书记的表姐夫的帮助.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早晨，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把我从原平拉到了太原的西山，从那天起，我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工人。
父亲去世之后，一直伴随他经过了八个春秋的反革命帽子也埋进了黄土之中，每当我填写履历表出身那一栏时，我由衷地感谢我的父亲。要不是父亲把他的父亲留下的那二十多间房子和成百亩土地卖得干干净净，家庭成分这栏里决不是现在的“贫农”而是多少人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地主”仅此一点，我不光感激父亲，并且打心眼里佩服父亲。从这一点上讲，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不同凡响，有一双能看到未来的慧眼！父亲是“小事糊涂大事清楚”是个极明白的人。对于父亲同我说的那三件事，前两件我深信不疑，对第三件是半信半疑，父亲并非地下党员，哪会有那么高的觉悟？父亲走了。父亲走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费解的谜。
二十三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一位文友从南方寄来一本书，那是一本回忆录，装帧得很精致，是台湾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文友在书中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本书的作者同你一样也是个原平人，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去了台湾。因为是老乡写的，我便看得更加仔细一点。在书的前言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当时在国民党的二战区当兵，那天我们路过原平的一个村庄，因为时间太久，我记不清那个村子的名字，只记得村前有一条小河。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在那里我意外地认识了一个人。闲谈之中，他得知我和他沾点亲，对我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在交谈中，他流露出对日本人强烈的不满。我顺口编了一个故事，我说我是个地下党员，所以打入国民党的队伍就是要争取爱国士兵起义，建立一支自己的抗日队伍，如果能筹集到钱的话，就购置一批军火。想不到他竟相信了我话，把五百块现大洋给了我。当我正准备带上钱要溜的时候，被我们连长发现了，当然那钱归了连长，连长便放了我一条生路。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的良心常常受到谴责，我欺骗了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现在，我多么想加倍还这笔良心账，在有生之年了结这日夜困扰着我的心愿，可我又忘了那个村子的名字，忘了给我钱的那个人的名字，五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人间
我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的那件事。
我相信作者说的是真话，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个八旬老人的忏悔，不过我也无法断定他在书中所说的那个善良正直的人就是我父亲。父亲已经去了，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证实这件事的真实与否无论是对于死去的父亲还是对于我们都没有多少意义，多少价值。我相信父亲不会为此而责备我。即使这件事真是他干的，他也不会去宣传和张扬，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
闻名遐迩的赌棍，他之所以那么积极地去“制止”赌博并非出于保护春耕的目的，而是同我父亲一样想把在我家打麻将的人叫到他家去赌！那个时候，谁家比谁家也强不了多少，而且他们家的人更多，负担更重。
据目击者和当时在桌子上打麻将的人讲，那个生产队长当天喝过酒，也就是说，当时他已经失去理智。当他第一次闯进家中把麻将扬在院里之后，父亲和玩麻将的人们谁也没有吭气，但也没有离去，等生产队长走了之后，几个人耐心地把撒在院里的麻将一块一块拣了回来，重新投入了战斗。如果生产队长不再卷土重来或者父亲他们就此收摊也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问题是双方都没有这样做。生产队长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次闯了进来，手里扬麻将，嘴里还骂骂咧咧，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的父亲，终于果断地从风匣板下面抽出了菜刀，毫不犹豫地向生产队长的头颅砍了过去，一连砍了十几刀。我想生产队长之所以没有丧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口菜刀太钝且上面有好几个豁口；二是父亲年纪大了，毕竟是年岁不饶人啊。也有人把生产队长能活下来的原因归功于抢救得及时和大夫的技术高明，不管是哪种原因起了作用，反正没有多久，生产队长便频频出现在村里的大街上。凑巧的是，生产队长的儿子以及那个大夫的儿子都曾经是我的同班同桌的同学。
父亲穿着那身铁灰色的洋布衣服在一九六九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回到了村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嘴里的新名词多了，跟人说话也和气多了，这功劳完全归功于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成功的改造政策和农场领导谆谆的教导。
父亲的身体很好，回来之后几乎天天上地参加劳动，如果有事总要向生产队的领导请假。父亲在地里常常跟人们谈起监狱里的事，当然，绝对是正面宣传，里面的生活如何如何好，纪律怎么怎么严，等等。六十三岁的父亲在进人花甲之年后竟然学会了做鞋。父亲纳的鞋底那才叫绝，那鞋底简直成了工艺品，针脚十分均匀，真是横看是行，竖看也是行，用两只手握住鞋底的两头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扳成弓形。父亲纳鞋底跟村里的女人们不一样，不是单纯地用手，而是借助于木头夹板，父亲把鞋底夹在两块板子中间，用锥子扎一下，拿针穿一下，既省力气又节约时间，在人们的一片赞扬声中，飞针引线，颇为得意。每当有人夸他的手时，接近古稀之年仍然耳不聋眼不花纳鞋底不用戴眼镜的父亲的面部生动得很，上上下下写满了得意，那样子同一个孩子没有多大区别。父亲给集体干活时很卖力气，有时竟同年轻人们比试。在我们老家，撒羊粪是最苦重的活儿，可父亲跟年轻人一样挑起了箩头，一担就是一天。那天晚上回到家，父亲连饭也没吃水也没喝，躺在炕上哼哼呀呀叫个不停，我劝他以后再别逞这个能，谁知父亲霍地坐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尖好一顿训斥：年年轻轻就是这种思想，以后可得好好学习老三篇，认真改造世界观，像林副统帅一样，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当真正的革命派。说完又躺在炕上哼唧起来，一直哼到半夜我睡着以后。第二天，我说给他请个假，没想到他不领这个情，反而瞪了我一眼：革命战士轻伤不下火线，我既没病又没伤为什么要请假？说着担起了箩头一拐一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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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之后，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到大队去看全村仅有的三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邮递员图省事，常常把报纸搁在大队门口的代销店里。代销店的代销员姓刘，叫刘大头，还是个党员，年纪有四十来岁。那天，父亲照例又去了代销店，父亲拿着一张报纸，在那个冬天的早晨里倚在代销店外边的柜台上，一边看一边念叨：没有共产党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风不偏不倚窜进了父亲正张开的口中，噎得父亲打了个喷嚏，念拉了后半句那一个平时无关紧要现在无比重要的“没”字。那会儿，眼前再没有别人，父亲当时也没在意，看了一会儿就回了家。
晚上刚吃过饭，大队的高音喇叭就叫了起来，通信员在喇叭里喊：全体党员团员基干民兵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大队开会。前边说过，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未能成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但因为我学毛选学得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出席过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且参加过县里的讲用会，大队破例吸收我为基干民兵，允许我参加每天早上的民兵训练和青年突击队。听到喇叭里的通知，我正要出门，大队的通信员来了，通信员跟父亲说，司马大哥，大队让你马上去学校开会。我父亲一听让他去开会。简直有点受宠若惊，边穿鞋边用袖子擦汗，嘴里忙不迭地说好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我和父亲其实都很傻很笨，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大队要开什么会，为什么还要让父亲这样的人去参加，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而是刚刚才释放了二年的劳改员。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在小刀般割得人生痛的朔风中疾步来到学校的教室里。父亲还没进门就让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一边一个给扭了进去，这时我才注意到教室的正面贴着一块块白纸，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批判大会。从那天起，父亲成了“双料”的反革命，成了村里批判的重点对象，成了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教育的反面教材.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从那天开始，我也被清理出基干民兵的队伍。
那天的批判会开得很严肃。批判会由在我们村蹲点的工作组的老程主持，主要发言人是代销店的刘大头。刘大头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上台揭发了我父亲当伪村长时用村里人的钱去孝敬日本人和勾子军，给他们吃肉给他们喝酒，解放后也不向政府坦白交待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从劳改队出来后，假装积极，蒙蔽和欺骗广大革命群众，但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狐狸的尾巴终于又露了出来：司马谨今天竟公开叫嚣“没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其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把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完之后，就带头呼起了口号，那响亮的口号声震得教室嗡嗡响，震得人的耳膜隐约作痛，那口号声穿过门窗穿透墙壁，在寒夜里经久不息地飘荡
批判会结束后，我搀着父亲慢慢地向家中走去。几年来，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同情过父亲。对于父亲，我原来的怨气让强烈的同情心给融化了。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其说是搀扶，倒不如说是背着更确切些。在近四个小时的批判会上，父亲一言不发，既没有解释也未做分辩，他昂头挺胸，很平静很认真很仔细很坦然地听着刘大头的批判发言，那一双大眼睛透出两束灼人的光，那目光穿透刘大头的身躯，射向他的心脏，让前年患肺癌死去的刘大头不寒而栗。去年我回老家后听说他身患绝症就去家里看他，躺在炕上不能起坐的刘大头没想到我会去看他，混浊的老泪在刀条般的老脸上乱窜，讪讪地跟我解释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批判会。我劝他好好养病，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那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人都患了病，都变成了非人，不能全怪你。
父亲回到家中之后，让我睡在他身边，用从来也没有过的非常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三件事：第一件是刘大头的父亲就是我父亲的前任村长，这家伙是个心狠手毒奸诈贪婪的人，他从老百姓口袋里搜刮上钱财，一部分应付了日本人和勾子军，另一部分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里，父亲一气之下当了村长就等于断了他的财路，他能甘心吗？他怀疑日本人用刺刀捅他就是这家伙捣的鬼。第二件是那天念报纸时让风给呛了一口，他也记不清念没念那个“没”字，即使没念也不是有意的，更不是要反对共产党。刘大头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一方面向工作组显示自己的积极，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这就叫一箭双雕。事实上刘大头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他没几天就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爹那几年把你爷爷留下的家产都踢腾完了，也没给你们留下一点，爹对不住你。不过，请你相信，爹没有胡花过一分，这些钱打发你奶奶用去一部分，你姑姑出嫁花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爹给了一个当兵的，他跟咱们家还沾点亲，听说去了台湾，也不知到现在还在不在人世。那时候他说他是筹集资金购买军火，准备成立抗日游击队，爹给他说得动了心，就糊里糊涂把几百块大洋给了人家。父亲说到这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爹对不住你们，让你们跟上爹少吃没穿不说，还得没完没了“窜房檐”爹唉了一声，眼泪如同溪水淌进了布满白色胡须的脸庞。
父亲在二十多年前说过的话，我至今铭记在心，这些话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包括我的妻子和儿女。我相信父亲的话，作为父亲惟一的儿子，我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去对他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更何况他早已作古。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极少能见到他愁眉不展的样子，有时候母亲为无粮或者无钱而叨叨时，父亲总是打趣地说，你就会说没有，你就不会说个有字？亲眼目睹父亲发愁或者气愤的样子，在与父亲相处的二十二年中（其中有六年父亲是在劳改农场度过的）仅有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得知我考上中学而被别人顶了，另一次是父亲因为念报纸被批判时，最后一次是母亲生我妹妹时生了一天一夜还没生下来。我们村依山傍水，村后是黄土丘陵，村前有一条长流不息的小河，全村不到七百人，人均四亩水地五亩坡地，是远近闻名的“十八村水地”之一。按说，天旱有水地，雨涝有坡地，村里的农民应该是不愁吃不愁穿，可从我记事起到七二年参加工作离开那里，村子里的人们没过过几天好光景。到春天，村里有一多半人圪夹着口袋到外村投亲戚找朋友借粮食度日月。春天借粗粮，夏天还细粮，或者春天借一斗，秋天还一斗五升，就这还得跟人家说好话，还得领人家的情。到了冬天，因为买不起煤，许多人便成群结队口袋里揣几个窝头在鸡叫了头遍后就陆陆续续朝三十多里的马投崖走去。
有一次，父亲背着山柴在过“十八盘”的时候让风给刮下十几丈深的悬崖，也是命不该绝，正好落在了半山中间的树丛中，只是脸上和腿上擦破点皮。谈起这件事。父亲好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幽默故事，父亲说，他正走得有点累了，一股大风吹来，他感到忽忽悠悠飞向天空，刚飞了没多大功夫，忽然又觉得身子往下坠，睁眼一看，下面是十几丈深的沟，当时确实有点怕，就在这时，如来佛伸出了一只大手把他救了下来，要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天阎王爷就给咱结算了伙食了。
父亲有一张很富态的脸，已进入古稀之年，脸上仍然有红似白，说话干脆响亮，遇事反应敏捷。一九七二年农历三月初三晨，七十二岁的父亲穿得整整齐齐，高高兴兴离开了家，父亲是坐一辆毛驴拉的平车去崞阳镇的，那辆车是给队里去拉化肥的。中午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也没往其他地方想，父亲走时坐拉化肥的车，回米时也应该坐拉化肥的车，既然拉化肥的车没有回来，父亲没有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下午，我正在官道上刨粪，那个用来沤粪的坑很大，里面放着切碎的玉米秆和高粱秆再加上发酵用的生骡马粪以及一层一层黄土，我们十几个人正在干活，听到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喊我的名字。我放下手中的铁叉子去了大队，通信员对我说，从原平来了电话，你爹病死在医院里，让你们用平车去拉。
父亲是从崞阳镇去的原平，父亲去原平的目的是去找我的姑表兄。那时候，姑表兄在县里一个局当着干部，听说父亲刚到县革委的门口还没找到我的姑表兄就感到心口疼得很厉害。一个认识姑表兄的人用自行车把他推到医院，那个小护士得知是姑表兄的舅父后很痛快地给父亲打了一针。这一针打过之后，父亲便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了却了自己平凡而充满艰辛的一生，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当我们赶着平车到了医院，奔波劳累了一生的父亲已经在那间充满温馨的白色的房子里静静地躺了五六个小时，父亲太累了，因此睡得挺死，任我们怎么哭喊他都不答应。
父亲是个农民，但他却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县城最好的医院里。或许父亲那天就有预感，否则他为什么刻意打扮一番穿上了惟一的一身新衣服，临走时照着镜子把满脸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
父亲走了，走得不明不白，走得无声无息，走得干干净净，父亲选择这种方式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父亲走了，走得心平气和，走得无牵无挂，走得匆匆忙忙，什么也没有留下，包括一个字，一句话。
父亲去世大约四个多月，靠在煤矿当工人的哥哥的拉引和在公社担任副书记的表姐夫的帮助.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早晨，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把我从原平拉到了太原的西山，从那天起，我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工人。
父亲去世之后，一直伴随他经过了八个春秋的反革命帽子也埋进了黄土之中，每当我填写履历表出身那一栏时，我由衷地感谢我的父亲。要不是父亲把他的父亲留下的那二十多间房子和成百亩土地卖得干干净净，家庭成分这栏里决不是现在的“贫农”而是多少人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地主”仅此一点，我不光感激父亲，并且打心眼里佩服父亲。从这一点上讲，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不同凡响，有一双能看到未来的慧眼！父亲是“小事糊涂大事清楚”是个极明白的人。对于父亲同我说的那三件事，前两件我深信不疑，对第三件是半信半疑，父亲并非地下党员，哪会有那么高的觉悟？父亲走了。父亲走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费解的谜。
二十三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一位文友从南方寄来一本书，那是一本回忆录，装帧得很精致，是台湾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文友在书中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本书的作者同你一样也是个原平人，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去了台湾。因为是老乡写的，我便看得更加仔细一点。在书的前言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当时在国民党的二战区当兵，那天我们路过原平的一个村庄，因为时间太久，我记不清那个村子的名字，只记得村前有一条小河。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在那里我意外地认识了一个人。闲谈之中，他得知我和他沾点亲，对我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在交谈中，他流露出对日本人强烈的不满。我顺口编了一个故事，我说我是个地下党员，所以打入国民党的队伍就是要争取爱国士兵起义，建立一支自己的抗日队伍，如果能筹集到钱的话，就购置一批军火。想不到他竟相信了我话，把五百块现大洋给了我。当我正准备带上钱要溜的时候，被我们连长发现了，当然那钱归了连长，连长便放了我一条生路。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的良心常常受到谴责，我欺骗了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现在，我多么想加倍还这笔良心账，在有生之年了结这日夜困扰着我的心愿，可我又忘了那个村子的名字，忘了给我钱的那个人的名字，五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人间
我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的那件事。
我相信作者说的是真话，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个八旬老人的忏悔，不过我也无法断定他在书中所说的那个善良正直的人就是我父亲。父亲已经去了，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证实这件事的真实与否无论是对于死去的父亲还是对于我们都没有多少意义，多少价值。我相信父亲不会为此而责备我。即使这件事真是他干的，他也不会去宣传和张扬，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