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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着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岛，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第483章王制
所谓“两个孔子”，指的当然不是孔丘跟孔希路。
孔希路虽然很强，儒学造诣当世最强，但坦诚地说，纵观华夏上下这几千年，他还不配。
“两个孔子”，乃是意指经学的古文今文之争，也就是《周礼》与《王制》之争，乃是孔子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经学和礼仪、制度的不同理解。
姜星火缓缓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如此一来，恰如一竹，从中一劈两半，本源清楚矣。”
“孔子不得位，不能施其政，故而托鲁史而成《春秋》，立素王之法，以资后世。”
姜星火先给《春秋》定了个性，嗯，其实即便是较真的话，姜星火这话也确实没什么错，书都是人写的，孔子着书立说的时候，自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孔希路似笑非笑，道：“故而我等后儒，见《王制》与《周礼》不合，不知此乃素王之法矣？”
“对，正是如此。”
两人对话简单，但蕴含的信息量并不少，如果不能对先秦儒学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很难理解姜星火和孔希路在说什么。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素王”。
素王这个词，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这里面的“素”，意思是空、虚，指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到了东汉经学蓬勃发展的时代，王充《论衡·定贤》里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意思就是孔子虽然不是王，但他做了王的事业，也就是着写《春秋》，从此以后，儒家以素王专门指代孔子。
但在孔子之前的时代，素王这个词，更多是意指上古时期的帝王。
之所以董仲舒要这么吹孔子，原因就是他要进行托古改制。
这不巧了吗？姜星火也想这么干。
改革的思想阻力大不要紧，前辈们早就趟出路来了。
只要旗帜正确，一部分敌人也可以变朋友。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学”的传人，嗯，这里再科普一句，无论是公羊还是左氏、谷梁，都是《春秋》这本书的批注，相当于朱熹对四书进行的批注，意义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用自己的学术理解，去掌握话语权，跟教皇解释圣经差不多.原因就在于，《春秋》这本书写的很简练，俗称微言大义，如果没有注释的话，普通人通读下来，基本都是处于看不太懂的懵逼状态，所以掌握了《春秋》这本最重要的书的解释权，其实就掌握了经学的话语权。
而董仲舒就是要让公羊学版本的春秋注释，成为官方版本。
“所以，国师这是要行董仲舒之事？不，还要比董仲舒更胜一筹。”
年轻的曹端这时候也回过味来了。
董仲舒托古改制的本质，其实就是依托素王孔子的思想权威，事实上，在崇古之风盛行的汉代，确实需要推出一个古代权威人物，以为自己学说背书，所以董仲舒才选择了孔子.董仲舒以《春秋... -->>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着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岛，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第483章王制
所谓“两个孔子”，指的当然不是孔丘跟孔希路。
孔希路虽然很强，儒学造诣当世最强，但坦诚地说，纵观华夏上下这几千年，他还不配。
“两个孔子”，乃是意指经学的古文今文之争，也就是《周礼》与《王制》之争，乃是孔子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经学和礼仪、制度的不同理解。
姜星火缓缓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如此一来，恰如一竹，从中一劈两半，本源清楚矣。”
“孔子不得位，不能施其政，故而托鲁史而成《春秋》，立素王之法，以资后世。”
姜星火先给《春秋》定了个性，嗯，其实即便是较真的话，姜星火这话也确实没什么错，书都是人写的，孔子着书立说的时候，自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孔希路似笑非笑，道：“故而我等后儒，见《王制》与《周礼》不合，不知此乃素王之法矣？”
“对，正是如此。”
两人对话简单，但蕴含的信息量并不少，如果不能对先秦儒学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很难理解姜星火和孔希路在说什么。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素王”。
素王这个词，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这里面的“素”，意思是空、虚，指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到了东汉经学蓬勃发展的时代，王充《论衡·定贤》里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意思就是孔子虽然不是王，但他做了王的事业，也就是着写《春秋》，从此以后，儒家以素王专门指代孔子。
但在孔子之前的时代，素王这个词，更多是意指上古时期的帝王。
之所以董仲舒要这么吹孔子，原因就是他要进行托古改制。
这不巧了吗？姜星火也想这么干。
改革的思想阻力大不要紧，前辈们早就趟出路来了。
只要旗帜正确，一部分敌人也可以变朋友。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学”的传人，嗯，这里再科普一句，无论是公羊还是左氏、谷梁，都是《春秋》这本书的批注，相当于朱熹对四书进行的批注，意义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用自己的学术理解，去掌握话语权，跟教皇解释圣经差不多.原因就在于，《春秋》这本书写的很简练，俗称微言大义，如果没有注释的话，普通人通读下来，基本都是处于看不太懂的懵逼状态，所以掌握了《春秋》这本最重要的书的解释权，其实就掌握了经学的话语权。
而董仲舒就是要让公羊学版本的春秋注释，成为官方版本。
“所以，国师这是要行董仲舒之事？不，还要比董仲舒更胜一筹。”
年轻的曹端这时候也回过味来了。
董仲舒托古改制的本质，其实就是依托素王孔子的思想权威，事实上，在崇古之风盛行的汉代，确实需要推出一个古代权威人物，以为自己学说背书，所以董仲舒才选择了孔子.董仲舒以《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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