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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亦再次见到黎新叶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以后了。
过去的一周，苏亦也没闲着。
依旧在忙碌着。
上一次拜访高铭先生以后，他这边又开始古文字的研究，说研究不合适，他的古文字功底谈不上研究，更多还是学习。
他这段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蹭课，也逐渐减少了。
历史系哪边，中国通史这些基础课程，他已经不去了，也不能说不去，只是开始又意识的减少相关的课程。
张光达先生隋唐史部分，他偶尔还会去，因为《大唐西域记》他还要看。
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基本上不去了，宋史，尤其是经济史部分，对他来说，了解即可，他不选择继续深入，宁可先生通史宋史部分，苏亦也没有继续去蹭课，不是不感兴趣，而是他知道自己要有取舍。
宁可先生一直在北师院教书，在北大历史系开课就是外聘的，一个星期来两次。
次数不多，苏亦要忙其他的事情，时间就容易冲突，想要过去蹭课也比较难。
宋史这部分，他也只能自学了。
丢掉不可能，要宋史方面的常识，啥都不懂，他以后哪里还有脸面去邓广铭先生家做客。
北大历史系外聘的兼课老师，除了漆侠先生，宁可先生，还有蔡美彪、胡如雷、王利器、刘乃和四位先生。
这几位先生，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他们的课程，如果不是时间相冲突的话，苏亦都不愿意错过。
但又不得不错过。
他又不神，要学的东西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领域都想要精专。
蔡美彪的《辽金元史》，苏亦也基本放弃了，时间冲突的话，不强求，其他先生的课程也都是这样。
其实除了，胡如雷先生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外，其他课程都挺有意思的。
比如刘乃和讲《中国历史常识》、这门课包括天文历法、地理、职官、姓名字号、避讳、目录等丰富内容，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挺有意思的，可以补足这方面的知识。
苏亦有时间也没有错过。
他蹭课的次数多了，刘先生竟然也知道他的名字。
甚至还知道他新会人，这期间，刘先生自然免不了对他的勉励一番。
还推荐他有时间可以多看看一些陈垣先生的书。因为刘先生也知道他研究佛教考古。
因此还特意问他，有没有看过陈垣先生的专著。
苏亦自然是看的。
在中国史学界，二陈的学术，谁能忽略。
这段时间，苏亦一直跟周一良先生学史，没少翻看陈寅恪先生的专著，自然，也不会忽略陈垣先生的专著。
他前世只知道陈垣先生有一本《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如果想要读汉文佛典的话，这本书就是很好佛籍导论了。
本书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所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
其中，关于每书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制，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材料，旁征博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
比如之前翻看周一良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唐代密宗》的时候，涉及的《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都有收录。
配合着宿白先生的《汉文佛籍目录》，会有不小的收获。
当然，七十年代，宿白先生这本书，还没有出版，陈垣先生的这本概论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在北大待了一个多月以后，苏亦发现了一个大致的规律，那就是各位老师都喜欢跟自己的学生们聊他们的老师。
这似乎就是一个传承。
苏亦也爱听。
这些前辈的生平，各个传奇。
因为是陈垣先生的小老乡，又是研究佛教考古的，这个奇妙的缘分，让刘先生对苏亦格外关注。
有一次，课后，还让苏亦有时间可以去北师大她的家中做客。
能被一名德高望重的先生邀请道家中做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苏亦只能答应下来，表示有时间一定过去北师大拜访。
只是这个时间，有什么时候有，苏亦也不确定。
他有时间了，刘乃和先生也不一定有时间。
但，这事，却要提上日程了。
除了以上几位先生的课程之外，还有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王利器也是一位学问大家，其一生留下四十多种享誉中外的专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总字数已逾二千万，海内外传媒一致称其为“两千万富翁”。
他上的课跟余逊先生《历史文选》差不多的路数，都是为了让历史系的学生能读懂古文献。
之前在高铭先生家中做客，高先生提到余逊先生的时候，还充满了遗憾。
余逊先生是余嘉锡先生的儿子，继承其父优良的学术传统，不仅擅长秦汉史，在文献学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
甚至很多人不着调，余逊先生还写过汉简方面的文章和研究汉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跟劳赶先生是同学，所有当时，劳干先生搞居延汉简的时候，余先生也参加过研究。
那么居延汉简有啥用？
劳干先生说，“它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一些生活问题。这些记录有的是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上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或给文献中不明白之处作一个较好的注释。”
余逊先生50岁就卧病在床，74年去世的时候，也才60岁，对于史学家来说，60岁完全就是黄金年龄，要知道周一良先生八十岁了还在教岗上。
也难怪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提及余先生的时候，都满是惋惜。
其实，还有一点，余先生跟陈垣先生也关系莫逆。
1928年，史学大家陈垣在北大授课时，发现余逊作业精湛，询问后知其家学渊源，这也开启了陈垣与其父嘉锡的终身友谊。
对于王利器先生的《古文选读》，苏亦也是选修了。
有时间就去，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
他对北大外聘这些先生开设的课程还是蛮感兴趣的，也就是这一年，邓广铭先生当系主任，才有这样的福利。
等这一年过去，估计，这位先生都没时间过来... -->>
苏亦再次见到黎新叶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以后了。
过去的一周，苏亦也没闲着。
依旧在忙碌着。
上一次拜访高铭先生以后，他这边又开始古文字的研究，说研究不合适，他的古文字功底谈不上研究，更多还是学习。
他这段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蹭课，也逐渐减少了。
历史系哪边，中国通史这些基础课程，他已经不去了，也不能说不去，只是开始又意识的减少相关的课程。
张光达先生隋唐史部分，他偶尔还会去，因为《大唐西域记》他还要看。
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基本上不去了，宋史，尤其是经济史部分，对他来说，了解即可，他不选择继续深入，宁可先生通史宋史部分，苏亦也没有继续去蹭课，不是不感兴趣，而是他知道自己要有取舍。
宁可先生一直在北师院教书，在北大历史系开课就是外聘的，一个星期来两次。
次数不多，苏亦要忙其他的事情，时间就容易冲突，想要过去蹭课也比较难。
宋史这部分，他也只能自学了。
丢掉不可能，要宋史方面的常识，啥都不懂，他以后哪里还有脸面去邓广铭先生家做客。
北大历史系外聘的兼课老师，除了漆侠先生，宁可先生，还有蔡美彪、胡如雷、王利器、刘乃和四位先生。
这几位先生，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他们的课程，如果不是时间相冲突的话，苏亦都不愿意错过。
但又不得不错过。
他又不神，要学的东西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领域都想要精专。
蔡美彪的《辽金元史》，苏亦也基本放弃了，时间冲突的话，不强求，其他先生的课程也都是这样。
其实除了，胡如雷先生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外，其他课程都挺有意思的。
比如刘乃和讲《中国历史常识》、这门课包括天文历法、地理、职官、姓名字号、避讳、目录等丰富内容，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挺有意思的，可以补足这方面的知识。
苏亦有时间也没有错过。
他蹭课的次数多了，刘先生竟然也知道他的名字。
甚至还知道他新会人，这期间，刘先生自然免不了对他的勉励一番。
还推荐他有时间可以多看看一些陈垣先生的书。因为刘先生也知道他研究佛教考古。
因此还特意问他，有没有看过陈垣先生的专著。
苏亦自然是看的。
在中国史学界，二陈的学术，谁能忽略。
这段时间，苏亦一直跟周一良先生学史，没少翻看陈寅恪先生的专著，自然，也不会忽略陈垣先生的专著。
他前世只知道陈垣先生有一本《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如果想要读汉文佛典的话，这本书就是很好佛籍导论了。
本书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所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
其中，关于每书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制，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材料，旁征博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
比如之前翻看周一良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唐代密宗》的时候，涉及的《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都有收录。
配合着宿白先生的《汉文佛籍目录》，会有不小的收获。
当然，七十年代，宿白先生这本书，还没有出版，陈垣先生的这本概论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在北大待了一个多月以后，苏亦发现了一个大致的规律，那就是各位老师都喜欢跟自己的学生们聊他们的老师。
这似乎就是一个传承。
苏亦也爱听。
这些前辈的生平，各个传奇。
因为是陈垣先生的小老乡，又是研究佛教考古的，这个奇妙的缘分，让刘先生对苏亦格外关注。
有一次，课后，还让苏亦有时间可以去北师大她的家中做客。
能被一名德高望重的先生邀请道家中做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苏亦只能答应下来，表示有时间一定过去北师大拜访。
只是这个时间，有什么时候有，苏亦也不确定。
他有时间了，刘乃和先生也不一定有时间。
但，这事，却要提上日程了。
除了以上几位先生的课程之外，还有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王利器也是一位学问大家，其一生留下四十多种享誉中外的专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总字数已逾二千万，海内外传媒一致称其为“两千万富翁”。
他上的课跟余逊先生《历史文选》差不多的路数，都是为了让历史系的学生能读懂古文献。
之前在高铭先生家中做客，高先生提到余逊先生的时候，还充满了遗憾。
余逊先生是余嘉锡先生的儿子，继承其父优良的学术传统，不仅擅长秦汉史，在文献学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
甚至很多人不着调，余逊先生还写过汉简方面的文章和研究汉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跟劳赶先生是同学，所有当时，劳干先生搞居延汉简的时候，余先生也参加过研究。
那么居延汉简有啥用？
劳干先生说，“它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一些生活问题。这些记录有的是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上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或给文献中不明白之处作一个较好的注释。”
余逊先生50岁就卧病在床，74年去世的时候，也才60岁，对于史学家来说，60岁完全就是黄金年龄，要知道周一良先生八十岁了还在教岗上。
也难怪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提及余先生的时候，都满是惋惜。
其实，还有一点，余先生跟陈垣先生也关系莫逆。
1928年，史学大家陈垣在北大授课时，发现余逊作业精湛，询问后知其家学渊源，这也开启了陈垣与其父嘉锡的终身友谊。
对于王利器先生的《古文选读》，苏亦也是选修了。
有时间就去，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
他对北大外聘这些先生开设的课程还是蛮感兴趣的，也就是这一年，邓广铭先生当系主任，才有这样的福利。
等这一年过去，估计，这位先生都没时间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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